兩漢文獻與古史研究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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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曲阜為中心的汶泗流域是華夏文化的原發性區域，在研究原始文明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漢代文獻所帶來的困惑，為辨別兩漢文獻的真實性有必要其進行必要的考證和辨析。

? 漢代是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史上獲得輝煌成就的時代，繼往開來，早已被公認為是中國文化史上通古達今的里程碑。漢代文獻也是我們研究先秦史無法替代的范文資料，特別是研究史前史，除考古發掘資料外，都必須走進漢代文獻中去。然而，漢文獻資料的繁雜與不確定因素，又給先秦史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從事先秦史特別是史前史的研究，就不得不首先研究漢代文獻。

漢代文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點，它是繼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趨向于統一、又經秦“焚書坑儒”的背景下，通過官司方的誘導，逐形成一個文化群體，其學術文化特點是以經學為外殼，以整理和注解經書為主，編撰講解相結合。盡管在這個學術群體當中又有著門派之分，甚至派別之間也曾進行過相當激烈的斗爭，但作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又都尊孔子為圣人，把儒家經典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都以經書為思想資料來闡發自己的全部理論，在政治上，它們都諂媚于封建統治者，鼓吹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理論，維護封建皇朝政治上的統一和封建帝王的權威，在社會倫理思想上，它們又提倡三綱、五常、六紀等封建道德信條，使儒家宗教化，經學神學化，孔子教主化。再加上讖緯迷信思想的貫通，便形成了漢代學術文化的主流色彩。這個文化群體中，無論是在朝在野，都積極興辦教育，聚徒講學，傳授各種知識，通過他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經生，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學術活動中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因此，經過他們之手編撰、整理、注解的各種文化典籍，也就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翻開先秦的文獻典籍，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能看出漢人思想的影子，亦可證一斑。

在這里，筆者絕非是受疑古思潮的影響，更不是否認漢代文獻的真實性和利用價值。而是想說明在利用漢代文獻資料時應作具體的分析。應該說漢代文獻典籍是我們研究歷史最珍貴的文獻資料，特別是先秦及史前克，離開了漢代文獻將是空洞的假想。然而，漢代文獻又確有不實的成分，既是先秦文獻也大者經過漢人之手，在追述先秦史時，其思維模式大都比較固定——以漢代大一統的專制國家去比浮以前的歷史，這本身就是時代的印痕。漢代學術思想文化經中國先秦歷史的研究打了一個大結，使人們不得不在漢代文獻里迂迴，這也是疑古思想產生的根源。漢代以后，思想上統一到孔子，政治上認可到秦制，學術上歸正于儒術，社會倫理上則極力提倡仁義道德，在思想、政治、社會倫理之上又加上天命，將封建統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從而也使學術思想僵化。對于秦朝以前的歷史，也就在漢文獻或漢人經手過的先秦文獻中給固定下來了，對于商周春秋戰國及秦史的描述，由于當時文獻較多，所記真實程度較高，而對夏以前的歷史，因不合于漢時大一統的社會狀況而被漢人以時比浮，加之文獻資料的最初來源必定是口頭轉述，本身就帶有不確定的因素，因之對古史的描述就必然會出現偏差。以《史記》來說，史記所記歷史的真實程度是相當高的，當然，歷史上學人也曾動搖過對《史記》的信心，甲骨文，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是可信的。周原甲骨文又證明了《周本紀》頗為可信，一系列考古發現在不斷地對《史記》的真實性進行著印證。然而，對于上古史來說，《史記》確確實實存在著問題！如說帝嚳，《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A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北放勛立，是為帝堯。”《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B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這里亦出現帝嚳第三個夫人——簡狄。又見《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由此又出現帝嚳第四個夫人，且稱之為“元妃”，由以上三段記載可知“帝摯”、“帝堯”、“殷契”、“周后稷”為史弟四人，這是否太荒誕了，且在《五帝本紀》中言帝嚳時，僅提陳鋒氏、A訾氏二女，而在《周本紀》中說姜原為“元妃”，《殷本紀》中言簡狄為“次妃”，元妃、次妃不見于帝嚳本紀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豈不怪哉？對于這樣一類明顯的問題還能舉出許多。因此，研究上古史就必須對漢代文獻進行研究。

當然，這里所說的漢代文獻亦包括漢人經手的先秦文獻，也包括考古發掘出土的漢代文字資料。

一、?兩漢學術風氣的背景及原因

自春秋至秦，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符合于奴隸制時期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了，到春秋末期，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激烈的政治斗爭和空前的經濟繁榮，對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對于當時大變革中的許多問題，各有自己的態度和主張、愿望和要求。這也就是“百家爭鳴”產生的階級基礎。當時的“士”，是對知識分子的通稱，他們一部分是奴隸社會的“士”轉化而來，一部分是從地主和平民中涌現出來的。他們雖然不是一個階級，但都必須依附于一定的階級。他們走公室，跑私門，希望得到統治者的任用。由于他們所投靠的階級和集團的不同，或出身不同，他們成了各階級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同時，各個諸侯國的國君及大貴州也都招攬大批知識他子為自己服務，這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說的“諸侯并爭，厚招游學”。“士”則各持一說，在諸侯之間奔走游說，略為著名者，還爭收門徒講學，即《荀子·儒效》所言“率其群徒，辯其談說”。各個學派也就在諸侯割據，沒有文化專制的前提出來下獲得了發展的機會。故而有了諸子百家， 有了百家爭鳴，有了百家的著書立說。隨著秦國的崛起，諸侯間的稱霸戰爭逐漸變成同一的性質，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各派之間也顯得較為寬容，相素有滲透而導向于統一，《呂氏春秋》的出現便是最好的證明。

到了秦代，文化學術思想的蓬勃發展及其自由性，有忌于統一國家推行封建的文化專制主義，于是一場文化災難便出現了。《史記》對此作了詳盡記載：

“‘臣（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支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這場災難，幾乎毀盡了民間藏書，但是，皇宮中博士官還是保存了國家的藏書。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死秦王子嬰，焚燒阿房宮，大火三月未滅，把秦皇宮連同官藏書籍資料也給毀滅了。后幸簫何隨劉邦攻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蕭相國世家》）。

漢朝政權建立伊始，對秦朝的滅亡進行了徹底的總結，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一改秦時的治國方略。秦時在意識形態上采用法家思想治國，秦朝的滅亡也就意味著單純用法家思想統治國家是行不通的，在當時經濟雕敝、民無蓋藏的社會現實下，采用道家的無為而治，“廢秦苛法，與民便始，”就是爭取民心，穩定形勢最重要的舉措。這時在秦時備受壓抑的諸子百家及其代表人物又活躍起來，聚徒講學，思想爭鳴，一時又仿佛重現戰國時代的盛景。這就給儒家學派提供了一個發展和改造自己的良好的社會環境，使儒生們可以根據封建庥權統治的需要，開始了儒學自我改造的歷程。于是申培公傳《魯詩》、伏生傳《尚書》，高堂生傳《禮》，田何傳《易》，等等。劉邦啟用儒生叔孫通制定朝儀，使劉邦“知為皇帝之貴”（《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于是劉邦開始重視儒學，于公元前195年親自到曲阜孔廟以太牢祀孔子，為儒學與政治的結合開辟了道路。不過這時漢朝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必須與民休息，于是標榜“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恰好適應了當時形勢的需要，這樣，黃老之學便成為漢初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劉邦的尊儒也僅僅是表現在形式上。這時的儒學大師如申培公、伏生、高堂生、田何等人，也大都在野聚徒講學，儒學自身的改造還沒完成，因此，還不能完全適應封建集權統治的需要。

漢武帝時期，西漢皇朝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政治、經濟、邊事力量已達到空前的興盛，與此同時，以孔、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學經過一系列的改選終于在董仲舒手里完成了向新儒學的轉變西漢皇朝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條件也成熟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對策中首倡創立太學的主張：“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此建議被漢武帝采納，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下詔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令出沒無常相公孫弘等制定設立太學的計劃，不久即批準了公孫弘提出的創立博士弟子員的的制度，并在長安建筑校舍，漢代太學正式誕生，成為當時的最高學府。

太學剛設立之時，僅僅有五個五經博士，每博士下有十個博士弟子員，因為人數很少，因此當時正式的博士弟子只能由太黨推選貴州官僚子弟充當。另外還有一些旁聽生，即由地方選送的“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知識分子。在學人員經過考試，只要能通一經以上者，即可以依次補官。這樣，太學便成了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因此其規模便不斷地擴大，漢昭帝時，太學生增至百人，宣帝時增至二百人，元帝時增至一千人，成帝時增至三千人。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為太學建造了可容納萬人的校舍，可想規模之大。

兩漢太學創造了新的教學模式，它一方面開設大班上課，一方面以高足弟子傳授低年級學生。由于學生太多而老師和課堂太少等條件限制，它又允許學生更多地通過自學和向校外專家求教提高自己的水平。另外，兩漢政府還在各地方郡國設立學校，教育地方的地主官僚子弟，漢武帝時下詔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東漢時郡國學校更多，班固《東都賦》云：“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除官學之外，私學在兩漢時亦出現繁榮的局面由經師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廬”相當于太學，“學館”、“書館”、“書舍”、“學蒙”等相當于小學。

太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是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等，因此，儒家經典的緯書之作也就大量涌現。這就引發了以經學為外殼，以整理和解說經書為中心的兩漢學術文化之風，以漢初大儒所整理的經書為國家設立的官學之用，稱為今文經。西漢中期以后一些用古籀文書寫的經書如《古文尚書》、《逸禮》、《周官》、《毛詩》和《春秋左氏傳》等逐漸被發現并在民間傳授，這些用籀文寫成的經書稱為古文經。今古文經的主要差別在于對經文解釋的基本觀點的不同。于是出現了今古文經學之爭。由此可見，漢初思想領域的斗爭表現為諸子余緒的活躍，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后，思想領域的斗爭則表現為經學內部的分裂和異端思想的突起。這也就是兩漢思想學術文化最突出的特點。

二、?兩漢文獻及其思想傾向

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在政治上有了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再加上王國勢力的，強大，政出多門,西漢皇朝還沒有鞏固好其政治基礎,文化專制主義還尚不能實行,在這種情況下,曾被秦朝壓抑的諸子百家又活躍起來。各家又都出現了一些代表人物，也大都有著作流傳，如儒家有伏生、叔孫通、申公、董仲舒、轅固等人，其著作見于《漢書·藝文志》的有《易》、《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大學》等許多記載；道家有蓋公、曹參、陳平、田叔、王生、雋不疑、汲黯等，其著作有《黃帝內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力牧》、《孫子》、《捷子》、《曹羽》、《郎中嬰齊》、《臣君子》、《鄭長者》、《楚子》、《道家言》等；法家有張恢先、晃錯、張湯、杜周等，其著作有《晃錯》、《燕十事》、《法家言》等；陰陽家有張蒼、夏侯始昌、夏侯勝等，其著作有《五曹官制》、《周伯》、《衛侯官》、《天下忠臣》、《公孫渾邪》、《雜陰陽》、《張蒼》等；縱橫家有蒯通、鄒陽、主父偃等，著作有《蒯子》、《鄒陽》、《主父偃》、《除樂》、《莊安》、《待詔金馬聊蒼》等。這些百家代表人物在繼承先秦諸子百家基本思想的基礎上互相攻訐，同時他們又都想博得封建統治者的認可。因此，他們又相互吸收從而自我改造。

????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被列為官學，有了官學以后，講經便成為官職，學經是走向仕途的重要途徑，于是經學盛行。經師以經書為教材，通過口頭講說或整理講義進行教學。這樣便涌現出大量的編、撰、注解合一的文獻著作。據統計，僅西漢時期對經書的解釋就多達一百余萬種，《漢書?藝文志》記載：六藝有103家，諸子189家，著錄六藝的有3223篇，后來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校勘古籍時、僅《管子》一書就收集了564篇不同的版本，《荀子》一書300余篇。

????經學被列為官方統治思想后，出現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史記·儒林傳》)。為了迎合兩漢統治者的需要，今文經學越來越多地與讖緯迷信相結合，使儒家宗教化，它隨心所欲地解釋儒家經典，又將統治者神化，使自身變為政治的說教。同時，由于經文經學在傳授中必須遵守嚴格的師法和家法，經學博士為了形成對經典的壟斷，解經越來越煩瑣，流弊所及，輒洋洋萬言，空洞泛味，“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漢書·儒林傳》)。尚書大師秦延君用了十余萬字來解釋“堯典”二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萬多字。正當今文經學壟斷教育和學術的西漢后期，新出現并發展起來的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今古文之爭并不在于書寫文字的差異，而是他們對經文存在有不同的觀點和解釋，如對《春秋》的解釋，“春王正月”：古文經《左傳》的解釋為：“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今文經的《公羊傳》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再如對“春用田賦”的解釋，《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見《春秋三傳·隱公元年》)。從今古文經的解釋中，我們不難看出，古文經偏重于史實的解釋，今文經是為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挖掘其中的微言大義。

????哀帝時期，今古經之爭達到白熱化狀態，劉歆上書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立為官學。攻擊今文經“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古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破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實情，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漢書·劉歆傳》)。劉歆上書引起朝野震動，今文經師時任光祿大夫的龔勝以“氣骸骨”相要挾，大司空師丹上奏說劉歆“改亂舊章，非殷先帝所立”(《同上》)。在朝今文經師也對劉歆群起而攻之。劉歆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只得請求到外地出任郡守。這場斗爭相當激烈，盡管他們都是打著宏揚圣人法術的招牌，但實際上確是兩派知識分子爭名奪利的斗爭。

????王莽秉政以后，為了尋找篡漢的理論根據，對古文經《周禮》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于是重用劉歆并接受劉歆建議，下令將古文經立為官學。但王莽為了取得知識分子的支持，也并不排斥今文經學。他篡漢以后，不僅沒有取消今文經學的官學地位，而且還大力利用今文經學中的所有對他有利的東西。他在當朝時，對今古文經師們一樣看待，很明顯，王莽對今古文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到東漢后期，盡管今文經學一直被立為官學，但由于與讖緯迷信相結合，日漸逝去學術生機，而古文經學反對讖緯迷信，使其影響越來越大，再加上古文經學通訓詁，在學問上勝過今文經學，也是古文經學上升的原因之一。古文經在傳播的過程中，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大師和著作，如賈逵著《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今古文尚書異同》、《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周官解故》，許慎著《五經異義》、《說文解字》，馬融編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等等。

????鄭玄是古文經學家張恭祖和馬融的學生，年四十聚徒講學，弟子眾至數千。因黨錮事被禁后，潛心著述，以古文經為主，兼收今文經說，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之集大成者。據《后漢書·鄭玄傳》記載，鄭玄的注述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百余萬言。至此，長達二百多年的今古文經之爭已近尾聲，“自秦焚六經，圣文埃滅。漢興，諳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鄭玄襄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后漢書·鄭玄傳》)。

漢代文獻是兩漢思想學術文化的沉積和見證，他必然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即便是先秦的文獻，也大多能看到漢代的影子，這當然與兩漢思想學術文化相關聯，諸子之間的斗爭，學派之間的斗爭，經學今古文之間的斗爭，是知識分子之間圍繞封建統治思想的構架產生的分歧，是對同一問題不同觀點的闡發和解讀。其根本目的都是在總結素亡教訓的基礎上勾勒適應封建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理論框架，都有諂媚于封建君主的性質。因此他們在解讀上古史的時候，仍以大一統的封建統治制度去比浮。在整理和注釋先秦文獻時或刪、或改、或篡其原義，在儒家倫理的指導下，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古代歷史的其實面目，因此，有人說：“漢代是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史上獲得輝煌成就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落后性、反動性開始集中成為某種理論體系并廣泛為害的時代”(《中國文化夢》傅正谷著)。從對古史研究的角度上來說，這句話確有道理。

三、運用漢文獻應注意的問題

關于先秦史料在漢代時能留下多少，從后世的學術定論看，由于秦“焚書坑儒”，殺害知識分子，毀滅文化學術，將民間藏書毀滅殆盡，官方之藏書又毀于項羽之手，至此，先秦圖書典籍絕跡。然而，翻開漢史細看確并非如此。東漢時，學人巳對先秦原始書籍是否留存的問題就開始爭論，如許慎在《說文解》中說：“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而王充在《論衡·書解篇》中卻說：“秦雖無道，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司馬遷也說：“《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史記·六國年表序》)，“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見、至少在司馬遷時期，還仍有許多遺文流傳。《史記》中所提及的先秦文獻至少有近80種，如《五帝本紀》中言及《尚書》、《春秋》、《國語》；《殷本紀》中言及《詩》，直至列傳，言及諸子數十篇。司馬遷所言書目是否他本人都見到過，我們不得而知，而所見之書的來歷我們只能知道大概。

秦漢之際，由于社會動亂，再加上焚書以后的挾書之禁，學術文化事業受到嚴厲封殺，“秦撥去古文，禁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儀禮，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史記·大史公自序》)，“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今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待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漢書·藝文志》)。由此可見，先秦文獻在漢代時確有存在，然而也已是七零八落。官府之書再加上劉向父子的加工整理，究竟還能保持多少原始面貌呢?

保持上古史本來面目的文獻資料在西漢時已經為數不多了，再加之王莽篡政時，劉玄起兵，赤眉攻入長安，縱火焚燒宮，一把火把三萬藏書毀于一旦。以劉歆主的一批儒家文人便托古改制，他們揉和了擇寫史書作者自身思想意識觀念及現實社會思想文化學術觀念，這種影響、干擾和制約，使他們整理過的東西均帶有維護封建統治的性質。從而掩蓋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那么，在研究上古史時，如何看待漢代文獻呢?

????第一，漢代文獻里每每提到上古史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神話代史，而且越是時代較遠的人物，神話色彩就越濃厚，從開天辟地之盤古、煉石補天之女媧的不知所出，到伏犠、神農之人神感孕而生，再到唐堯、虞舜的系統家譜，足以證明這一點。這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人們對遠古時期先民們在生產生活中的某些發明創造事實的人格化所造成的。如燧人氏、神農氏、伏犠氏等，從他們的名子上我們不難看出，這是將人工取火、土地耕種、漁獵等遠古先民們經過長期與大自然搏斗的艱苦實踐才發明的東西而用三個“氏”給人格化了。古代傳說中的英雄們或多或少都存在這種人格化的問題。因此說，人們在傳頌自己的祖先時，往往會把他們的事跡和作用加以夸大，使后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人類的歷史是由少數才智非凡，貢獻巨大的英雄們創造的。所以，我們在閱讀和分析漢代文獻時，應始終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思想武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為指導原則，對文獻做具體的分析，去偽存真，力求實事求是，客觀公證。結合考古發掘資料，來尋找能夠說明那個時代有價值的東西。通過具體的傳說、神話、人物來考察一個時代的社會情況，才不致于陷入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中去。

第二、在查閱和運用古代文獻時，應特別注意儒家以外的諸子文獻，它們自漢代以后屬非官方倡導之書，對其加工改造的成分相對較少。官方正史的記錄因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和制約，如《史記》最早的歷史從五帝開始，且仍受大一統思想及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而儒家以外的諸子，則往往能夠反映歷史的真實性。如《莊子·盜跖篇》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呂氏春秋·恃君覽·恃君》亦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等等，大致反映了上古史的本來面目，一是印證了享利·摩爾根、恩格斯所說的“母系氏族”社會，二是與考古發掘資料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相統一，因此應該說這類記載的確講述了歷史的其實性。

????第三、在查閱和運用古代文獻的同時，應與民族學資料相對應。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現存的民族中依然保留著許多原始社會的痕跡，這對于我們研究原始社會史，無疑是很好的活化石。許多古代文獻中的記述，都能在民族學資料中找到印證，漢文獻中的許多記述，即亦如此，因文獻資料較多，在此故不作鋪陳。另外，文字學資料亦不可或缺，如許慎著《說文解字》，亦多能反映出許多歷史的真實的東西。

????第四、漢代文獻資料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作為歷史研究的文獻資料，它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因此，除現代考古發掘資料、民族學資料、文字學資料外，漢代文獻便是通向上古的不可逾越的文獻資料。我們不能因為它有篡改歷史的因素而拋棄它，盡管它對上古史是以神話代史，然而，任何神化傳說都不是無緣無故地編造出來的，它是在無文字的時代通過口頭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史詩，雖有不實的成分，但確有真實的內核，無論漢代人怎樣加工和曲解，能夠說明其真實內核的因素依然存在。如黃帝、神農等人的人神感孕而生，大致說明了他們所處的時代，雖已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時期，但母系血緣的紐帶尚未徹底脫離的社會事實。因之，研究古史，漢代文獻仍是最重要的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