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東巡再探

山東省曲阜市孔子博物院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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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從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先后大規模出巡五次。有關秦始皇出巡的原因，歷史上多有總結，大體歸納為：

一、“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史記·秦始皇本紀》）。通過巡游四方，宣揚秦始皇的成功與威德，鎮服人民。

二、“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史記·李斯列傳》）。目的主要為游山玩水。

三，尋仙山，尋仙人，找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晚年迷信神仙，自號真人，放棄稱“朕”，幾次到沿海一帶，以期長生不老。

對于秦始皇出巡的實際結果，歷史上亦多給予了反正兩方面的總結。正面的：一、對于加強封建統治，視察前線，鞏固邊防起了一定的客觀作用；二、治馳道，疏交通，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意義；三、出巡中也做了一些整齊四方風俗的事情，用先進的封建文化去改造一切不合時宜的陋風惡習，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反面的總結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經人民加重了極為學生的負擔。多次出巡，其總體上講，是虐民害物之暴政。

其實，事實上并非這么簡單，筆者認為：第一，出巡是秦始皇選擇的勤政手段；第二，秦始皇東巡具有深刻的社會穩定意圖；第三，秦始皇東巡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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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巡是秦始皇選擇的勤政手段

秦始皇滅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統一，社會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兼并戰爭的歷史史命已經完成，擺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如何治理統一的國家。秦始皇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理統一國家的君王，前無古人，這就必然決定了秦始皇任何的治國方略都將是全新的嘗試。

首先，在行政體制上，采用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能夠有效的管理？在秦始皇的統一政令中，最根本的是統一法度。戰國時期“諸侯異政”，政治法律制度不盡相同。滅六國后，廢除各國原有的禮義法度，推行自商鞅變法以來的秦法制度，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綰等人提議分封皇帝諸子為諸侯王，理由是“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史記·秦始皇本紀》）。而廷尉李斯主張實行郡縣制：“因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史記·秦始皇本紀》）。于是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見：“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樣，在統一之初，秦始皇決定了各地建立單一的郡縣制度。

其次，在上述的辯論中，有幾個信息是不可忽視的，第一，王綰等人請立諸子是因為北方、東方和南立地理較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第二，當“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的時候，郡臣“皆以為便”，對這個理由是高度認可的，說明治理遠方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第三，秦國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是秦國已經“易制”所采取的辦法，并且“天下無異意”，其目的是“安寧之術也”。在六國被消滅后，王綰等人為解決遠方的鎮守和安寧提出“分封弟子”，李斯的推行郡縣制，是防止子弟疏遠、相攻如仇的戰國局面再次重演，而達到長治久安的統治結果。兩種辦法各有道理，各有側重，如何統籌兼顧，是秦始皇面對的一個重大決擇，秦始皇通過辯論最后決定“廷尉議是”，在各地建立單一的郡縣制度，那么，如何解決在當時群臣高度認可的“不為置王，毋以填之”的矛盾，這就需要秦始皇采取相應的措施和手段，以達到全國安定的目標。

再其次，《漢書·地理志》記載秦時為三十六郡，《晉書·地理志》為四十郡，王國維考定為四十八郡。這么多地方行政官員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這就必然要求地方郡守與秦始皇之間應有相應的勾通、督導和考查政績的基本途徑，特別是一些對政治、經濟有重大支撐作用的重點地區，如齊、魯、吳、楚等重要經濟、文化區域，北方和南方的重點邊防區域，等等。都需要秦始皇必須及時掌控。

最后，秦始皇本人是一個非常勤政的皇帝，無論后世如何因他游山玩水，建阿房宮、廣納美女等等說成是享樂皇帝；抑或是因焚書坑儒、修建長城、鎮壓和殺害無數百姓等說成是殘酷暴君，但秦始皇的勤政是不可否認的。如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貨幣、“遷豪”、“徙民”等等。既便是在焚書坑儒前，盧生等人誹謗秦始皇的語言中，也透露出秦始皇勤政的一面，如“天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這樣一個“天下事小大皆決”的皇帝，面對當時剛剛統一的大中國政治、經濟形勢，他必然會尋找一定的解決手段，再加之秦始皇長期的戰爭思維形成的多疑與對地方官忠誠與能力的不信任，以出巡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對于秦始皇來說，應該是較好的辦法。

綜上所述，決定了秦始皇必須以一定的策略和手段來達到治國安邦目的的必然性，并且這個策略和手段要有綜合解決上述根本問題的功能，這就是秦始皇為什么多次大規模出巡的最根本的原因。盡管秦始皇沒把出巡確定為一種制度，但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一直是把出巡作為一種準制度來執行的。

至于秦始皇出巡，對于全國的統治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什么樣的作用，因為畢竟是一個嘗試，則應另當別論。固然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確也解決了一些重大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的功與過，自會各有評說，只要我們從當時的社會政治格局考量，即不難得出結論，出巡是秦始皇宏觀治理國家所采取的重要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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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始皇東巡具有深刻的社會穩定意圖

秦始皇東巡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東部地區的政治亂象和發展調配經濟賦稅。

在政治層面，秦朝統一后，其有效控制地區是關中、漢中、巴蜀一帶。南方的楚國、東方的齊、魯、燕國，是秦朝最后征服的地區，也是反秦勢力最為突出的地方。因此秦始皇對東南一帶更為重視，采取了解一些重要措施。如：為了防止舊貴族勢力死灰復燃，下令將原舊踐族及富豪遷徙到咸陽至巴蜀地區；為了消除反秦勢力可能利用的地理優勢，滅齊后，秦始皇立刻下令拆除山東境內的齊長城，決通川防，夷去險阻；修筑自咸陽到東南各地的交通網，“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齊、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將馳道一直修到山東沿海。五次出巡中，四次東巡，多有威服海內以示強之舉。但最終東南一帶仍然成為秦末農民起義的早發地區。公元前210年，英布率驪山徒“亡之江中為群盜”（《史記·黥布列傳》）；彭越在巨野中率漁民為“群盜”（《史記·彭越列傳》）；劉邦私自放走刑徒，率壯士“隱于芒碭山澤間”（《史記·高祖本紀》），東部地區的反秦威脅，一直是困繞秦始皇集權統治的心病，《史記·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實質上，這也是秦始皇五次出巡中，四次東巡的重要原因。

在經濟層面，齊、魯、吳、楚都是很重要的經濟區域，特別是山東地區，經濟的發展對全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維持龐大的政權官員開支和保障軍隊的供給，山東地區所提供的賦稅收入都是必不可少的。司馬遷曾說：“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從西漢初年的經濟狀況即可知山東地區經濟基礎的強勢：全國有鐵官50處，山東有12處，鐵的產量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全國有鹽官35處，山東有11處，鹽的產量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山東還是全國的紡織中心，臨淄、定陶、濟寧是當時三大絲織業生產基地。這樣一個對全國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地區，秦始皇必然會高度重視。因此，在東巡的過程中，采取了一些發展農業，開通運輸等重要措施，為解決人力資源的不足，于公元前219年下令遷徙三萬民戶于瑯琊臺下，免其租稅十二年。但是由于秦始皇加給山東一帶人民的賦稅過于沉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再加上修長城、筑馳道強行征發大批的人力物力，給人民造成了許多災難。激起山東一帶人民的反抗，加之秦始皇過高的估計“示強”的能量，導致了秦朝統治的失敗。

在軍事供給層面，秦朝建立以后，最大的外患來自于北方的匈奴。秦始皇除了調動大批人力物力修筑長城外，派長子扶蘇和大將軍蒙恬、蒙毅率大軍在長城一線駐守，公元前215年東巡時，又派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收復了河套以南失地。為解決軍需供給，秦始皇大規模開辟海運，大批征調山東一帶的糧草。開辟了自瑯琊過成山頭經勃海抵天津和山東龍口至天津的兩條海上交通運輸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使天下蜚芻挽栗，起于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這也不難看出，秦始皇要確保北方軍用物質以解決外患之憂，必需加強對山東一帶經濟區域和山東沿海交通要道的控制能力。

秦始皇治理國家的根本出發點和他的勤政態度是無可非議的，采取出巡的方式也是有道理的。只是秦始皇過于急功近利，威懾大于恩惠，同時，人物質力的掏空政策是導致統治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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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始皇東巡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圖

秦始皇五次出巡中，三次進入山東，二次經過魯地（薛郡），這里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圖。

1、秦始皇祖先與魯地的淵源關系。

《史記·秦本紀》開篇所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即皋陶），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是為柏翳（即伯益），舜賜姓贏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故姓多顯，遂為諸侯”。上文所涉顓頊、皋陶、柏翳均出自少昊部族，為曲阜人。《帝王世紀》、《世本·帝系》均言“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史載皋陶生于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其子伯益被舜帝賜姓贏氏。《史記·秦本紀索隱》稱：“《左傳·郯國》少昊之后，而贏姓蓋其族也。則秦、趙亦祖少昊氏”。由此不難看出，秦的祖先原于曲阜的少昊氏族。多種史載的相互印證說明，贏姓氏族是殷商的底根盟族，周公“踐奄”后，將贏姓外遷多有之。秦始皇東巡的第一站選在少昊之虛的曲阜，包含有祖源感情因素。

2、秦國軍旅國家的建立和軍旅文化

周孝王時，秦祖“非子”因為給周王室養馬有功，封于“秦”（今甘肅秦安），筑城定居，繼贏氏祭祀，號秦贏。非子三傳到秦仲，秦仲有五子，長子即秦莊公。周宣王召莊公兄弟五人帶兵七千人大破西戎，封以西邑，遂稱“西垂大夫”。秦在討伐犬戎的過程中逐步興起，由附庸大夫成為諸侯，于公元前770年正式建立秦國。因此，秦國除兵戈優勝之外，在文化上，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秦國的根本優勢就在于戰爭能力上。這也是秦國能夠戰勝六國而完成統一大業的最基礎的原因。春秋爭霸、戰國稱雄的歷史時期，恰好適應了秦國戰爭優勢的發揮。而六國諸侯也因歷史文化的濃厚積蘊而成為當時條件下戰爭思維的最大阻礙因素，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被秦國滅亡的歷史結局。秦國也因此得益于自身戰爭優勢而取得戰爭結果的最大利益。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一切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圍繞著兼并戰爭的需要來進行的，其治國的指導思想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表現在外形上，講求的是強力、鎮服、發展，以治軍隊的道理來治理國家。在政策上，以耕戰和兼并為主要的施政方向。因此，在秦國的文化特征上，主要是體現突出的軍旅文化面貌，軍旅文化的侵略性，決定了兼并戰爭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東方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沉浸在“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中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了軍旅文化所要征服的目標了。這也體現了中國走向統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兼并戰爭的歷史使命完成以后，軍旅文化就不再是優勢了。秦始皇東巡，有對東方思想文化的占有意圖。

3、秦始皇對思想文化的渴求

隨著兼并戰爭的發展和統一事業的完成，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依靠英勇善戰的軍隊和適應兼并戰爭歷史需要的示強思維，建立了大一統的秦皇朝國家政權。接下來，何以鞏固中央集權，靠什么人、什么指導思想來治理國家，就必然要引起秦始皇的高度重視。因此，秦始皇在強化政治、經濟上的專制權利的同時，也在重視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設。從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統一政權開始，到實施焚書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八年間，曾從六國的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獻；同時又征聘七十多位老學者，授以博士之官；還召集了二千余人的學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諸生”。秦始皇不僅對七十位博士禮遇加備，而且對諸生也是“尊賜之甚厚”。秦始皇自己也說：“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由此可見，秦始皇已經意識到思想文化對于治理國家、鞏固政權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了。

因此，秦始皇第一次東巡的第一站，就選擇了傳統文化的發詳地——曲阜。曲阜原是魯國的都城。春秋時期，魯國文化達到了領先各國的境地，它完整地保存了西周文化內涵。從傳承關系上看，周文化與魯文化一脈相承，或者說魯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魯文化是在繼承始祖文化、夏商文化的基礎上，經過周人打造，從“尊神文化”轉變為“禮樂文化”，人文理念得到提升，重禮風格加上當地重視農業的傳統，奠定了傳統宗法農業文明的基礎，同時走上了一條重親情、重禮儀、重道德規范和以我為主、自我完善的發展軌道。孔子思想的誕生，又使孔子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學，將魯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再加上先秦封禪文化對于“受命帝王”的象征意義，對于剛剛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思想文化的渴求，極具有吸引力。因此，秦始皇東巡首先到達曲阜。

4、秦始皇對儒家禮儀文化區域的尊重與利用

秦始皇東巡的第一站,到了原魯國都城曲阜，始皇二十八年(前119年)入魯觀禮，在曲阜了解禮樂儀式，與魯諸生商議泰山封禪大典之事，并招孔子九世孫孔鮒（孔甲）為文通君。盡管“文通君”僅僅是一個稱號，但是作為皇帝對孔子后裔的最早關愛，秦始皇確是開先河者。秦始皇率眾先登上鄒嶧山（今山東鄒城嶧山），刻石頌秦德，再由魯諸生們為其制定泰山封禪望祭山川的封禪程序。乃遂上泰山。

泰山封禪是古代祭祀天地的最高規格，《史記·封禪書》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白虎通·封禪》篇也說：“王者易姓而起，必封升泰山何？報告之義。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也就是說，古代帝王總是蓋以天命神授而自命天子，受命天子成功之后必須以最隆重的儀式報告、答謝天地，而這種最高儀式就是登臨祭祀泰山的封禪大典。又何況秦始皇認為自己名蓋三皇、功過五帝，更應大張旗鼓地彰顯一番。

秦始皇來魯地有三個方面的含義，首先是對魯國及儒家禮儀思想的尊重并以此對儒生示好和利用；第二是在文化高度發達的魯地彰顯秦始皇的功德，同時也有“威服海內”的作用；第三是統一了祭祀制度，確立了泰山在山川祭祀中的獨尊地位。秦統一六國之前，各國的祭祀均以諸侯之禮，“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蓋世殊，不可勝記”（《史記·封禪書》）。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在統一祭祀制度方面也同樣采取了重大舉措。“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史記·封禪書》）。在先秦的祭祀中，“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編。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編。大夫祭五祀，歲編。士祭其先”（《禮記·曲禮》）。秦始皇祭祀天地是行天子事，對山川的祭祀也打破了以前各國的祀典方式，規定了祭祀山川的種類與規模，在認可的名山中，帷祭天地于魯之泰山，確立了泰山的獨尊地位。

秦始皇在首次東巡時，也首開祭祀八神的先例。“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瑯邪”，“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史記·封禪書》）。此八神之地皆在齊魯，其中天齊、梁父、萊山、蚩尤祠、瑯邪五神之地將魯地合圍。秦朝刻石也大致圍繞這一區域，在頌揚秦德的秦刻石中，最早是《嶧山刻石》，依次是《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眾所周知，秦始皇利用刻石頌秦德、威服海內，從刻石的先后順序及分布范圍，就可以充分體現魯地儒家文化核心區域在秦始皇心目中的重要企圖了。

綜上所述，秦始皇的東巡意圖是非常明確，至于秦始皇后來焚書坑儒，與知識分子決裂，有其政治形勢和統治思維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作用決定的，如果秦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一直沿著兼收并蓄的路子走下去，秦王朝的歷史命運將就是別一番模樣了。本應完全利用統一全國后的大好形勢，把所收攬的一大批飽學之士，其中包括許多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導向為自己服務的軌道，在“逆攻”變為“順守”當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點和作用。然而，恰恰相反，秦始皇聽信李斯之流的謬說，片面依據商鞅申韓的法家思想而走向極端，一步步地激化了與知識分子特別是儒生們的矛盾，形成一套專制主義的文化政策，這與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發生了對抗，其最終結果惡化成“焚書坑儒”。誠然這與秦始皇的思想本質有直接的關系，戰爭思維和法家思想的勝利決定了秦始皇政治指導思想的不可逆轉性，必然導致“焚書坑儒”的歷史悲劇，標志著秦始皇及其統治集團與儒家文化及除去法家以外諸子百家的徹底決裂，也標志著秦始皇東巡在思想文化上的原本意圖的嘗試失敗。

至于秦始皇出巡的其它原因，如游山玩水、尋求仙藥等，自然會有其因素在內，因不屬本文論之重點，故省略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