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農民思維方式與當代農民思想解放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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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角度上講，農民問題仍然是中國的首要問題。實現小康社會，必須以農民的生活水平為標志。這種生活水平是以經濟指標來計算的，而實現小康社會所要達到一定的經濟指標，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縱觀中國農村存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最大也是最難解決的，是農民的思維方式問題。傳統農民思維方式是制約農民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礙，而思想上不能解放是制約農民革命性和創造性的根本阻力。離開了農民的革命性和創造性，小康社會的實現也就遙遙無期了。因此，改變中國傳統農民思維方式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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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農民思維方式的基本形態

中國農民的傳統思維方式是在二千多年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它的產生和發展有著他特定的歷史原因，首先農民長期從事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政治上受地主階級的壓迫，經濟上受地主階級的剝削，戶與戶之間相互獨立，生活空間相當狹窄，農民常期處于視野封閉狀態下，做為被壓迫階級的農民群體，相互之間沒有交流和聯合的機會，對整個社會的理解和覺悟幾乎處于空白狀態下，更不會意識到思想統治對于整個社會的意義，這樣就不可能產生代表農民自身利益的思想。因此，傳統農民的思維方式就帶有明顯的依附性。其次，農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經濟上只能維持艱難的生存，絕大多數農民長期生活在溫飽線以下，缺乏受教育的物質基礎，這樣就阻隔了農民對于人類社會自身的認識。以致使農民的思維方式的依附性就更為加強了。

在這樣一個基本前提下，農民沒有自己的思想，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實行愚民政策，極力推崇儒家思想，因儒家理論帶有能夠平衡和緩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系的功能，以民本思想掩蓋官本位的統治實質，故而被農民自身所認可。儒家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①、孝悌、忠恕、仁義、誠信、禮讓、廉恥、中和等等一些封建思想內容也就深為中國廣大的農民所認同。這些本來是統治者對人民實行順民教育的內容，最后也成為了老百姓自覺遵守的道德規范。特別自西漢以后，由于神學目的論的廣布，農民受封建統治者教化的最終結果，也只能是成為封建統治下的順民。所以說，中國古代農民的行為準則，也包括其它被統治階層的行為準則，全部是封建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長此以往，儒家思想便成為封建社會天經地義地信奉的圣經。統治者成功地利用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社會的精神支柱，當然，這里面也有儒家思想內在的必然性。這一結果嚴重制約了人們的思維發展，束縛了農民的革命性和創造性，使農民自足于自己所在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迂回于朝代交替之中，始終擺脫不開封建思想的制約，致使近代中國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這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有著最根本的聯系。

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中國農民的思維方式，就必然會陷入一個怪圈。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帶有明顯的自私性和虛偽性。

這里應該指出，農民的自私性是客觀的。是建立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它是決定傳統思維方式形成的本源因素，或者說是物質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因此，對于農民的自私性是不可否認的。在傳統農民的思維方式上，自私性是第一位的。農民的生產方式本身是從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根本就表現在一個“足”字上，“足”是農民一切勞動的目的。所謂封建民本思想，就是要求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的“足”，而緩解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社會達到穩定。當然古代的這種“足”不能以溫飽線去衡量，只能以最低生存為限度。農民自身對“足”也并不苛求，因農民長期接受儒家思想教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也就普遍被接受，農民承認自己的地位是天命所定，因此，農民不敢得罪于天，這樣便影響了其思維方式具有極大的保守性。加上倫理道德的束縛，農民自身給自己劃定了一個極小的思維活動空間，這個思維空間的本質基礎是自私性，這種自私性的包括內容基本上僅僅是屬于自己的財產和勞動所得。能夠守住自己的財產和勞動所得，是自私性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因此，農民可以因為一座墻根、一棵樹、一抱柴草甚至一塊磚瓦等哪怕再微小的認為應該屬于自己的東西，與鄰里相爭，甚至引起家族之間的爭斗，或許造成幾輩人的思想隔閡，農民傳統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不會去計算一棵樹，一塊磚與幾輩人思想感性之間的重量關系。

對于農民自己財產和勞動所得以外的物質利益，在農民看來屬于“外財”，得外財屬于撿便宜，自私性決定了農民都有撿便宜的欲望，但道德規范又使農民對于“便宜”來說并不去苛求。而當某些“便宜”帶有現實可能的時候，農民仍然會去爭取。當某種“便宜”帶有群體普遍意義的時候，農民則拼力相爭。甚至會大打出手。這一切行為均為自私性的表現。包括嫉妒和“紅眼病”，也是自私性的表現。這類表現往往會造成農村社會秩序的混亂。許多地方農民上訪，大多屬于這類原因。

關于農民思維方式的虛偽性，則主要表現在行為方式上。人們往往在自然本性與行為規范之間，以一種虛偽的形式來否定現實自然的一面，對于事物的判別往往是以個人的感情傾向、主觀需求以及順民教育下簡單的“對”與“錯”來判別，用虛偽性去掩蓋自私性，用革命性來滿足自私性，用內心認同下的傳統道德倫理去匡正人們的表面行為。很多的資料都能證明這一結論。故此不再做證據鋪陳。農民在認識問題時，總是帶有傳統習俗慣力，虛偽性和保守性決定了農民對一切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力，對于任何事情的判斷均以眼前的現實利益和行為所涉及的“臉面”相聯系。許多農民因眼前的經濟能力所限，不讓子女接受過多的教育，為了孩子能夠娶上媳婦，不惜欠帳蓋屋，并送孩子過早地到城市打工，哪怕這種打工并不能給養家庭，但仍能在面子上美其名曰：在城市里上班了！目的并非為子女尋找出路，而僅僅是面子上讓人看的起，能夠娶個媳婦傳宗接代，一但結婚以后，需要還債，需要養育孩子、需要贍養老人，那么依靠在城市里打工微薄的收入便無濟于事了，還不如回家種地，養點雞、豬等家畜，至少可以養家糊口，又由于這種思維方式承上啟下的作用，一代一代地重復下去，對于下一代，仍然以現實法律供孩子到初中畢業（如果沒有教育法，農村的文盲將會大增），仍舊為其蓋屋娶媳婦。在農民看來，這才是最正當的生活方式。省吃儉用，能夠維持過活，也就滿足了。至于“小康”是個什么概念，大多數農民并不去考究，既便是知道一點，也不認為是他們自己肩負的責任，農民的傳統思維方式根本不存在“責任感”的問題。如果說有責任的話，也僅僅是養家護院、撫養后代、贍養老人，能夠做好這些，在農民看來也已經是非常可佳了。

農民思維方式的虛偽性表現在諸多方面，從其行為方式上看，外表比內在更重要。以農村建房來說，錢大多花在表面的裝飾上，寧可屋內一無所有，這說明農村財產的攀比顯要首先要看房子如何！為女兒選婆家首先要看房子，至于室內的生活條件，則不多問，有用就行了。對于“人”本身，也有如此的傾向，注重外表的虛榮而不去追求自身素質的提高，許多青年農民特別是女青年，文化素質很低，而攀比心理特強，以外在的虛榮包裝掩蓋素質低下的缺限，其不知品位低得可憐。而他（她）們內在的因素又決定了他們走向農民思維方式的輪回中去，再去重復他們父輩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最可悲的是這種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到死也不承認他們思維上有什么缺陷。

當然，傳統農民的思維方式仍有它優秀的一面，樸實是農民的基本特征之一。吃苦耐勞，在農民看來是做人的本份，農民工在城市里的不可或缺，靠得就是吃苦耐勞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農民的吃苦耐勞，就不可能有城市里的高樓大廈，善良也是農民的基本特征之一。農民的善良、仁厚帶有普遍性，這是中國農民的優良傳統，這種傳統本身也是由傳統思維方式決定的。它對于農村的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善良和仁厚也具有木訥、愚昧的一面，從某種程度上講，也約束和限制了農民思想和經濟的發展。仍然要一分為二地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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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農民思維方式的社會性弊端

第一、???????????傳統農民思維方式與時代發展節奏的不適應性。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具有八億農民的農業大國。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改革速度的加快，國民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又隨著對外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對外交流日漸頻繁，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運作模式、企業管理模式，市場營銷模式以及尖端科技、高新技術等不斷被中國所引進和利用，對外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這樣，某些西方國家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同樣向我國滲透。于是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了兩個范疇的交流平臺，一個是經濟交流平臺，一個是思想文化交流平臺。在經濟交流平臺上，中國受益最多的是吸收和引進，包括資金、技術、管理模式等，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是經濟落后的貧窮國家，沒有能夠在這個經濟平臺上輸出的資本，僅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所以，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結構是在中國傳統經濟的基礎上，引進國外的現代化成果嫁接而成的。因此說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速成的性質，同時也具有基礎薄弱和承載能力的風險性。在思想文化交流平臺上，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體系龐大，內容復雜，博大精深，底蘊厚重的思想文化體系，中國人以此引以自豪和驕傲。在中國傳統思想上，重農輕商是其基本特點之一，加上建國以來實行宏觀經濟調控，否定市場經濟、否定資本意識，特別是在文革期間，農民在自留地甚至自己家院內種植微量的經濟作物，也要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給割掉，基于這樣一種前提下改造的農民思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意識和商品意識。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經濟快速發展，而農村經濟則非常緩慢，在意識形態領域，城市特別是東部大中城市人的生活節奏加快，同時思維節奏也相應的加快，發達國家某些先進的思想意識以及人生價值觀念也迅速被接受和認可，如環境意識、人本意識、民主意識等，甚至某些西方的信仰等，也被中國城市人所理解。而農民的思維方式卻沒有能夠跟上時代的發展，小農意識在農村仍然占主導地位。時值今日，城市人和農民在思維方式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因為傳統農民意識對于任何新生事物的適應能力都比較差。其原因是農民判別問題是以傳統思維、傳統倫理、傳統道德、傳統價值觀為標準，以簡單的“對”或者“錯”去判別，當任何新生事物與傳統農民思維發生碰撞、沖突，或者在事物的基本道理還沒被農民認可之前，其思維方式就決定了會有一種強大的排斥力而對新生事物予以否定。比如說，幾千年來人們吃水靠的是擔水，兩個陶制罐子，一個帶鉤扁擔，幾千年如此，農民認為這是最好的吃水方式，在人與人之間的能力比較上，能力大者擔一副大罐子，能力小者擔一副小罐子，能力再小者，二人抬一個罐子。改革開放以后，許多鄉鎮為了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也的確想為農民做點好事，有些鄉鎮以“文件”形式通知各村，要求村村通上自來水，通自來水要打井，要挖溝置管道，要建水塔，并且家家戶戶需要安裝各種必備的裝置。投資當然是一次性的，要求農民每戶或每人應攤一定數額的資金投資。就這一事項的本身，對農民來說無疑是件好事。但許多農民不理解，其思維方式的自私性決定了他拿出錢來投資是不情愿的。于是議論紛紛：祖祖輩輩沒見過自來水，也沒見哪個人渴死，擔水不用花錢，不比自來水更便宜么？于是村干部為貫徹鄉鎮的指示精神，不得不向農民強行攤派，再加上有些村干部素質較低，工作方法不當，甚或有些村干部本身就想不通，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上訪的也有，告狀的也有。經過一場生死較量，農民用上了自來水。一旦感覺到自來水的好處時，農民才予以認可，又一切恢復了平靜。由此看來，農民的思維方式從大桶小桶意識向管道意識轉變是非常困難的。那么可以想象農民思維方式從傳統意識向商品意識、經濟意識、市場意識的轉變會有多大的難度。

第二、???????????農民思維方式與農村管理方式的不適應性。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謂農村，主要指非城市化的廣大農村，不包括城市近郊已經走向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農村。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實行鄉鎮管理體制，鄉鎮以下設管區（辦事處），農村設村委會，下設小組。村委會由主任、副主任、委員組成。村一級比較有影響和指導權的職別分別是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和村會計，在農村經常被稱為“三大員”。三大員的產生一般來說，黨支部書記由黨支部推舉報鄉鎮黨委審批，村委會主任依法由全村選民選舉產生，會計由副主任或委員兼任，也有的由村委會任命。所有的村干部在政府人事部門均無人事編制。村財務由村委管理。經濟來源靠提留和村辦副業。大多數農村為了解決村經濟支出均留有部分土地，實行租賃制租給農民。其租金為村財務收入。村級的主要開支是村級公共設施的修建和護養。村干部工資（工資標準一般由黨委支部與村委會決定）、農村治安、計劃生育、日常辦公開支及接待費用等。筆者從1990年開始，做過數次農村基本情況調查，其中2002年春在魯南地區對于農民最關心的問題調查其結果例表如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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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241人中有201人最關心村里的財務問題，占83.7%，有194人懷疑村干部有貪污行為。而最關心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只有29人，占被調查人員的12%。關心其它的有11人，占4.3%。并且最關心村委換屆選舉的29人中，有被調查11名村干部中的10人。而11名村干部中關心財務問題的為零。在接受調查的19名黨員中有11人關心財務賬目，7人關心村委換屆選舉，1人關心村辦企業。另一項調查結果更令人出乎預料，當問及造成村里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時，約近80%的農民歸罪于村干部自私無能。約近20%的農民認為應歸罪于經濟基礎太差。有很少一部分人認為上級攤派太重。

對于這種調查結果，筆者走訪了部分農村，基本情況大致如下：③

1、農村民意顯示，農村干部的整體素質偏低，自私心較重，農民對村干部有不信任防備心理。特別較貧窮的地方，普遍反映農村經濟賬務不清，村干部多吃多占。許多地方村委留有數量不等的土地。因村里經濟困難，干部工資無法兌現，村干部將所留土地由自己耕種。也有一些地方將山林、河道等非耕地所植樹木等收入以兌現工資名義占為己有。引起村民的強烈不滿。2、農村領導班子不團結帶有普遍性。許多地方的村主任文化水平較低，對我國政體缺乏認識，認為自己是村民選舉產生的法人代表，將自己凌駕于黨組織之上，很多地方的村主任與黨支部書記之間矛盾甚深。造成政出多門，百姓無所適從。造成整個村里的工作無法開展。3、農民的整體民主意識和法律意識較差，對村干部的民主選舉不能以主人翁的意識去把握自己神圣的一票，而是為親親尊尊和個人眼前利益所左右，許多地方以家族勢力，哥們小宗派小團伙勢力等來左右選舉結果，造成有些地方將某些鄉村惡霸充實到村領導班子里，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為了爭取選票，利用農民的自私性心態大開空頭支票，進行利益許愿。拉山頭、搞宗派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還相當普遍。而且，越是貧窮的村莊越是嚴重。4、長期的管理混亂，造成財務賬目不清，村里用工工資拖欠，村干部工資拖欠，且負債較多。百姓對此喪失信心。有個別農民因對利益分配不公實行破壞性盜竊。造成村里的農業生產不能正常進行。5、黨組織缺乏活力，許多地方多年不發展黨員，曾調查有一個村里31個黨員中，60歲以上占19人，且大多為“土改”時期的老黨員，30——60歲之間有12人，30歲以下的黨員竟然一人也沒有。追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村里有兩大家族，勢力勢均力敵，發展黨員因無法尋找平衡而擱置；另一說認為發展了年輕黨員怕奪支部書記的權。

形成上述被動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總體上來講，農民的基本素質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傳統的封建“順民”教育，造就了農民木訥的一面，農民看問題停留在表面層，還不能透過事物的表面現象去把握事物的實質內核。70%以上的農民認為村干部有貪污行為，但他們均沒有具體的事實證據。其實，貧困村村干部也有他們的具體困難，往往堆積的問題并非本屆領導班子的責任，有些貧困村的提留是很少的，有一個村每年的全部村收入不足三萬元，有村干部包括黨支部、村委會、治保主任、婦女主任等7人，下屬小組長4人，共計11人。3萬元資金要應酬各項事務，維護村里的公共設施和解決干部的工資補助，可以想象，有什么可供所謂貪污的呢？年年積債，村干部被債務纏身。曾經有一個村干部講述，為了躲債，春節前的一段時間躲在親戚家里。而同村的農民卻不能理解，甚至不少人仍認為干部們貪污。于是抗稅的有之，上訪的有之。其次，農民思維方式的狹隘性決定了他們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與現行農村管理方式之間的不適應性。不少農民講，他們上交公糧是交國稅，而村提留是供養村干部的。這是意識上的偏差，他們還沒真正理解村一級管理機構設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僅僅從個人眼前利益的支付去表現其不情愿的心態。這也是調查結果中絕大多數人不關心村委選舉的重要原因。第三，封建家族意識在許多地方還表現的非常嚴重，家族利益的爭奪，扼殺了民主選舉的基本意義，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第四，由于農民的自私、木訥和妥協，造成某些地方鄉村惡勢力的抬頭，甚至有些村霸被選為村干部，為所欲為，對百姓實行欺壓管理，不僅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秩序，同時也嚴重擾亂了農村的社會穩定。一些鄉鎮政府出于種種原因，對此也無能為力。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至使農民對于共產黨的領導產生懷疑甚至失去信心。第五，農村村干部思想狹隘，缺乏文化素養、缺乏決策能力，缺乏經濟意識帶有普遍性。或者說，能夠領導農民發展經濟、共同致富、實現小康的帶頭人才，嚴重缺乏。這與傳統農民意識及國家現行人才政策均有著決定性的聯系。農民中考出的大學生、中專生并不乏其人，然而在農民意識中，考上大學是脫離農村苦海的人生大轉折。在中國的現行人才管理政策上，也從不考慮村一級干部的人才配置。農村成長的人才，幾乎全部流向城市。另則，在農村較有能力的中青年，大多在城市里面打工或搞個體經營，他們大多不愿意擔當村里的領導。這是農村缺乏人才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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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思想、轉變思維方式，建立適應農村發展的高效管理體系。

解放思想，作為一句口號已經喊了好多年了，但在農村，真正解放思想可能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只有使中國農民跳出傳統思維方式的怪圈子，才能實現解放思想的目的。

第一、???制定一系列的農村政策，務必要充分肯定農民的自私性。否定了農民的自私性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農民的革命性和創造性，因為農民的一切革命性和創造性都是建立在自私性基礎之上的。農村工作的根本是讓農民能夠得到切身利益。并以此來增強農民建設小康的信心，激發農民的主觀能動性。

第二、?由于農村與農村的情況不同，發展極不平衡，有些靠近城郊的農民已經實現了城市化轉變，而一些山區及貧困地區還基本上保持著改革開放前的生活狀態。因此，在制定農村政策時，切莫實行一刀切的方式。甚至有些法律問題也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修改。如農村民主選舉，目前實行一刀切的方法，無論該地方具備不具備民主選舉的條件，都必須按同一模式產生村委領導。事實上，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根本不具備民主選舉的基本素質條件。由于他們的思維方式滯后，文化水平極低，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法律意識，什么是民主意識，其選舉時的投票去向，用來建立與未來可能的領導者的利益關系，或者用來展示其家族勢力的砝碼，或被個別鄉村惡霸所威脅利用。對于這種結果，鄉鎮黨委、政府在選舉法面前也無可奈何。這里并非是選舉法的缺陷。而是缺乏與選舉法相配套的監督機制決策機制和考核機制。選舉的程序過于簡單化，選舉以后農村的決策權實際上往往屬于村主要領導人的個人行為，沒有相應的監督機制，無論對于農村造成多大的損失，也沒有一個有約束力的機制去追究其責任，這樣就造成了決策的隨意性，用農民的話說，叫做“土皇帝”政治，同時也容易造成村干部的私欲膨脹，禍害一方。因此，建議修改選舉法規，進一步完善選舉法相配套的保障法規。如制定《農村村民代表大會重大事項決策辦法》、《農村村民代表大會行政監督規則》、《農村財務管理辦法》等。這樣既能保證選舉法的順利實施，又能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和民主意識，既保障了村干部的權力實施，又打消了農民的各種猜疑，同時，既約束了干部的隨意性和非法行為，又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轉變村級領導班子的思想觀念，變管理為服務，改“土皇帝”為農民公仆。在農村比照城市居民小區的物業管理服務模式，建立有償服務體系，服務收費辦法由鄉鎮視具體情況制訂并經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以法規的形式頒布，使農民一目了然。同時，加強鄉鎮對村級公留地的數量、公有財物的監管，對公留地、山林、果園、河灘、水庫、河塘、道路綠化帶的承包管理辦法必須經鄉鎮人民政府依法批準并經村級村民代表大會招標實行責任落實。公有收入包括村級提留、公留地等各種承包、各種服務收費等所有的村級收入，全部納入鄉鎮財政預算外資金管理并全部返還，村級的財務收支賬務應按時向鄉鎮財政局（所）作明細報表，鄉鎮財政局（所）負責將各村明細報表向各村村民按時公布。這樣，村干部與村民之間各司其職，互不猜疑，從而恢復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和支持。同時政府也可以隨時掌握各村的財政經濟狀況，以利于引導村辦企業的項目投資和村辦企業的發展。

第四、?加強村級干部隊伍的素質建設。競選村級干部應當有一定的學歷要求，條件不足的地方，可以采取一定比例的學歷要求。鼓勵農民出身的大學生到貧困地區村級干部崗位競選任職，任職期間享受公務員待遇，任職期滿并政績考核良好的，直接納入縣級人事部門的公務員系列管理。具體適用范圍和實施辦法可由縣一級人民政府視農村具體情況和財政承受能力而定。貧困縣可以通過精簡機構的方式鼓勵農民出身的干部到農村去任職，任職期間在保持原工資、待遇不變的基礎上，給予適當的下鄉補助。這種做法可以帶動農村干部的整體素質轉變。如果村干部能夠占到三分之一的大學生，那么農村的發展步伐就會出現快速的勢頭，由此而產生的農村經濟的發展成果，遠遠比解決這部分大學生的工資投入要大不知多少倍。其知識結構的變化，也是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第五、?加快縣級和鄉鎮城市化建設的步伐，促進農民的城市化轉變。這種轉變包括人員結構、數量的轉變和思維方式的轉變。農村現代化必然要靠先進的農業技術、調整農業結構、解放農村勞動力、發展農村經濟來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必然能夠帶來土地向少數人轉移的結果，只有土地最終由少數耕種，才具有大面積現代化技術耕作的可能性。因此，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完成農民生產力的城市化轉變。縣鄉城市化建設，可以就地解決從農村解放出的生產力的安置。利于土地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并適應于現代化農業規模型耕作方式。同時也可以減輕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上講，縣鄉城市化建設，可以促進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維方式近距離向農村輻射，使農民在感受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生產方式變化的同時，接受城市文化的影響，以從根本上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使農民思維方式與建設現代化、實現小康目標的時代需要相協調。

中國農村問題非常復雜，絕不是一紙文章能夠說得清的。筆者也僅僅是通過所掌握資料探討一二，定有缺漏和偏頗之處，謹以一個農民問題關心者的誠意，拋磚引玉，以引起人們對傳統農民思維方式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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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論語·為政》

②本調查委托曲阜師范大學5名在校學生。被查農村包括曲阜、泗水、微山、滕州、沂水5個縣市的12個較貧困的村莊。

③此調查區域為曲阜、泗水、鄒城三縣市的交界區域，不一定有其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