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四家的人與書

原刊<中國書法導報>2003年12月24日\31日連載

作者 \ 曲阜孔子博物院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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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觀唐初四家的書法作品，都有情不自禁之感覺，想到書如心畫的道理，賞之有興。

書法藝術，是一種形式單純而意蘊豐富的意鐘愛藝術，它具有巨大的藝術魅力和很高的技術性和形式感。因此，它是風雅、斯文、高潔的藝術。作為一種藝術門類，光有藝術形式是遠遠不夠的，藝術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表現人的情感。作為一件成功的書法作品，它必須將作者的思想感情喜怒哀樂在書法作品中體現出來，從這個角度上講，書法與寫字存在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國書法，作為一種藝術門類，能夠達到如唐代孫過庭所說的“達其情性，形其哀樂”，應該是從魏晉才開始成熟的。魏晉以前的書法，并不視藝術表現為主要目的，甲骨文、金文、秦漢石記得等在書和刻時，結構上有虛實、勻衡、疏密之講究，但那僅僅是去表現書、寫者的情感。因此，魏晉以前的可賞性文字，從藝術的角度來講，它還并不成熟。但它們作為書法藝術發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其書法意義與特征，仍屬書法藝術的重要范疇。當書法作為藝術在魏晉時期成熟以后，“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則成為書法作為藝術的最基本的特征。

清代劉熙載《藝概·書概》中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沉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宣和書譜》云：“魯公平生大氣凜然，惟其忠貫日月，識高天下，故精神見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書法既可見性情，更可見人品。書法藝術運用線條的運動節奏，造型成“勢”，而表現出“骨力”；墨色的淋淳揮灑，則蓄積著“韻”，表現出“氣”，通過骨勢氣韻的流動變化，表現出書者情感的波動節律。個性的陰陽剛預想、人格的剛正邪佞、理想的追求寄托，知識的積淀理解、生活的進退沉浮等，通過極富藝術表現力的線條，以深厚的功力和純熟的技巧表現出來，從而抒寫自己的思緒情懷。因此，書法藝術透過書法線條的形式所呈現出來的則是“人”的文化。這就是所謂的“書如心畫”。

觀唐初四家的作品，無不體現出書如心畫這一真理。唐初四家即指歐陽詢、虞世南、禇遂良和薛稷。如從承襲關系及書法風韻上來說，可把四家分為兩個類型，歐陽詢和虞世南較為接近,而褚遂良與薛稷則較為類同。這種類型上的差別，與他們每個人所處的時代及個人閱歷有著直接的聯系。歐陽詢和虞世南都做過隋朝的官員，特別是虞世南曾經是隋煬帝的近臣。入唐后，他倆同為弘文館學士，歐陽詢官至太子率更令，虞世南官至秘書監，均在唐初以學者著稱。其書法風格也較為近似，均為瘦勁型書體，歐陽詢以勁險峻厲，虞世南以外柔內剛著稱于世。褚遂良和薛稷均屬歐、虞之晚輩。特別是薛稷，比褚遂良還小五十多歲。褚遂良官至中書令，后受太宗遺詔為輔政大臣，薛稷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他倆均屬唐朝的達官顯貴，其書法風格均以豐艷流暢著稱于世。

從師承關系上來講,歐陽詢初學王羲之，后兼學王獻之，其筆力險勁瘦硬，意態精密俊逸；虞世南以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為師，妙得其體，所書筆致圓融遒逸，外柔內剛，風神瀟灑，人謂其法書得王獻之規范；褚遂良初學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因其父親與歐陽詢關系甚好，故又受歐陽詢的影響，其早年書法以《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為代表，筆畫帶有北朝碑碑的遺意，唐高宗以后，其書一變唐初的方正嚴謹，筆畫保留了部分隸意，藉王羲之流麗妍美、風神瀟灑、韻致卓絕之書風，成為婀娜多姿的風格；薛稷曾從外祖父魏征家里見到虞世南、褚遂良的法書，遂精勤臨仿，特別對于褚遂良書風的繼承，可謂淋漓盡致。因此，他的書法基本上屬于褚派范圍，世傳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語。由此得知，唐初四家之書，均師承“二王”，然而，其書法風格則名不相同，特別究其四家晚年之書，更能觀其“人”的影子。

歐、虞書風的形成，有其歷史根源，沒有晉代的書法藝術，也就不會有歐虞之書，更不會有唐初四家。因此，講歐、虞之書，就不得不講晉人之書。

其一，魏晉以前，書寫是官職比較低下的書佐、典簽的事情，地位較高的士大夫是不為此事的，而到東晉時期，門閥士族子弟身居高位，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尤精于書法，世代相傳。當時最顯赫的王、庚、謝、郗四大家庭中，如王羲之的父親王曠、兒子王玄之、王徽之、王渙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導的兒子王珣，王洽的兒子王薈，王獻之之女王神愛；謝安的兄弟謝萬、謝奕的女兒謝道韞、兒子謝敷；庚亮之弟瘐冰；郗鑒的女兒郗氏（王羲之之妻）、郗愔的妻子傅夫人等，都是書法能手。他們在長達百年間的東晉時期一直身居高位，其中王神愛還是晉安帝的皇后。在書法藝術上，他們之間相互標榜，相互影響，使東晉的書法藝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發展。一代“書圣”王羲之就是時代所造就出的典范。王羲之先學魏鐘繇，后學衛夫人，因之早年的書法風格是比較質樸的，后來由于王羲之的覺悟突然為之一變，據說是受王獻之的勸說，其書法風格從質樸變為流麗妍美、豐神瀟灑、韻致卓絕的新書風，“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由此而確立了王羲之的書法地位，近而其書風滸將書法逐推進到更高的層次，使東晉的書法充滿著激情，也使書法作為門類藝術走向了真正的成熟階段。經過南北朝時期的進一步發展，遂有北碑南帖之說，隋朝的統一，則將南北書風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歐、虞即是在這一大融合背景下誕生出來的。因此說，歐、虞的出現，首先是一種時代的產物。

其二，魏晉的玄學之風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文人的思維方式，表現在性格上則是風神瀟灑、不滯于物，崇尚自然，言則簡約玄談、行則暢志通達，北京大學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中說道：“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于表現他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時的點畫自如，一點一指皆有情趣，至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人的性格在書法中的體現，標志著書法的成熟，成熟的書法藝術又給書法者以全面的啟迪。歐、虞初學“二王”，既得晉人之法，又得晉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們把這種法和情反歸到楷書上，使楷書在魏楷的基礎上融進了行法，因而能使歐虞獨樹一幟。

其三，歐虞做為文人，都有其堅韌的性格，《舊唐書·虞世南列傳》載：“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于吳郡顧野王經十余年，精思不倦。”“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書交至，以母老因辭，晉王命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于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開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世南雖容貌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由此能夠窺視到虞世南的人品及性格。歐陽詢的生活背景比較特殊，其父為南朝陳廣州剌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詢父）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論，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在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為賓客”。“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余卒”（《舊唐書·儒學》）。歐陽詢由于生活背景的特殊，自始至終基本上以純學者的身份出現，因此，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行為準則等則必然會在歐陽詢身上有所體現。歐陽詢與虞世南相比，文人氣息則更濃一些，在思想、行為上，亦顯得較為溫和，表現在書法上，歐陽詢雖學王羲之，但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很難與所謂的“晉人風度”相適應，因此其書法并沒有明顯的王書韻神，而確有魏楷之風骨。歐書有戈戟森嚴之險峻氣勢，更有變化絕妙的嚴緊結構，兼有北碑勁峭之遺風，融有南貼清秀而參有篆隸之法。能博采眾美于一爐，顯見其性格，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虞世南的書法風格沉厚靜穆，藏鋒聚氣，點畫均有千鈞之力，被譽為綿里藏針，境界極高，這與他忠直的性格，、廣博的學識有著必然的聯系。

其四，應該說，歐、虞之書是對魏晉以來書法藝術大發展的總結，這種書風的形成，當完成于隋朝，這是南北書風大融合的產物，歐、虞都在隋朝做過官，他倆都是南北書風大融合的參與者，更是繼承者。按道理說，憑歐陽詢和虞世南的人品、德行、學識及其對書法的理解和感悟，完全可以突破隋朝形成的書風，但因歐、虞曾任職于隋，入唐后未能積極進取，僅以知識分子固守其節的心態對待書法，晉人那種優美自由的情調色彩，未能身體歷行，表現在書法藝術上，則顯得墨守陳規，僅僅是將隋書之風推到了更高的層次。從他倆的書法風格中，我們也能看出，其書中都蘊含著一股無形的力量，這說明了他們都有沖破這種書風的欲望，只是心有余悸而未能施展罷了。其實，話又說回來，這正是他們個人閱歷、性格對于時代的局限性，更是在其書風中的反映。

唐初四家中最突出的應數褚遂良，從他開始，唐代書法藝術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轉機。褚以虞為師，宗法王羲之，對后世學書者影響頗深，顏、柳均宗之。后人評其書為“字里金生，行間玉潤”、“婉美華麗”、“一鉤一捺有千鈞之力”。褚遂良之所以占據突出的地位，亦非偶然。

其一，褚遂良的性格特征與虞世南極為相似；忠直、不屈于權貴。《新唐書·褚遂良傳》記載：貞觀“十五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子必書。’”褚遂良在任諫議大夫期間，數諫帝過，言語亦絲毫不讓。其為人深得太宗信任，太宗臨終前召褚遂良、長孫無忌為輔政大臣，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為河南縣公，進郡公，“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臨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上書右仆射”。后高宗立武昭儀，褚遂良極力反對，為此，褚遂良屢被貶而死。忠貞不屈，不為權貴折腰是褚遂良人品、性格的體現，與虞世南性格的接近，是他能夠承襲歐、虞書風的必備條件之一。

其二，聰明、博學，能超出常人，是褚遂良的又一特點，“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赍古書，詣關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這說明了褚遂良不僅聰明博學，且對王羲之書法理解得相當透徹。“少師虞秘監，長則祖述右軍。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無人可以論書。徵曰，遂良大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甚重之”。由此可見，褚遂良的仕途順暢，即因其能得“二王”之書要。 ?

其三，褚遂良在隋大業末，曾為薛郡通事舍人，并沒做過隋朝的官，其父也僅僅做過隋朝的散騎常侍。因之，入唐以后，其思維、行為沒有任何余悸，這也是他秉直性格得以守恒的原因之一。這樣，在其思想及行為上，則敢于開拓進取，表現在書法上，則是在繼承歐、虞書風的基礎上，藉“二王”風神瀟灑、流麗妍美之風格，追求風神、氣質、情致等筆意，又兼收北碑遺意，其書法行筆遒麗，體態流美，筆畫雖瘦而實腴。成為婀娜多姿的風格。“遂良書多法，或仿鐘公之體，而古雅絕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

褚書在唐初的影響甚大，學褚書的書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薛稷。因筆者所見薛稷筆跡甚少，僅有《信行禪師碑》的局部印本，故不敢妄加評論，有史書云：“稷書學褚遂良，尤高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褚遂良又稱褚河南）之高足，為時所珍，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由是知薛稷書為褚派一系。但筆者觀《信行禪師碑》之局部印版，并非褚遂良之膚肉，與褚之《孟法師碑》相比，其筆法確實相近，然《信碑》更顯活脫一些，從《孟碑》看，其中仍有北碑之意，當為褚之早年的作品。如與褚《倪寬贊》相比較，則《信》、《倪》即有不同的立意。因此說，雖派為同類，然其特點仍然還是有區別的。此亦體現“書如心畫”之道理，不同的人，亦必有不同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