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之用”與彬彬有禮

劉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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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禮”以其歷史久遠、內涵豐富、講究等級及層次分明，貫穿于我們民族發展史中，博大精深。禮的本質，是制約人們的行為規范，在社會各時期，為維護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秩序穩定起到了根本性作用。縱觀“禮”在人類史河中的社會踐行，無不與執政者的執政理念息息相關。對“禮”在社會踐行這一現象的觀察研究，于今天社會所倡導的“彬彬有禮”之風尚，將大有裨益。

禮的產生，從字形上看源于祭祀。金文寫作“”，意為用谷物祭天，祈求上天能夠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這是作為古人信仰行為的基本訴求和愿望。因此行為屬理性的選擇，故不隨意，有規有矩，虔誠、執著、篤信，久而久之演變定型為一套禮儀制度，或者說是一種禮樂文化，并被世人所認可使用。此禮，后人歸納稱之為周代之禮，始作者公認為是周公姬旦。當春秋社會無序之時，孔子曾大聲疾呼“克己復禮”。禮的內容宏闊、紛雜、繁褥，它的出現與運用，人世間似乎規范化了許多。故而，歷史上對禮的追求，成為人們世代不息的話題。

當今禮節，它看似簡單，卻是鐫刻在人們現代文明舉止上的一種重要標志。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說禮的應用存乎一心，貴在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當的分寸，禮的作用才發揮到極致。不清楚禮的真面目，“彬彬有禮”，將為其所難。

禮，是禮樂制度所有的社會規范，從而產生了禮樂文化，從法律到道德無所不包。從誕生之日起便被執政者所主導，并把它作為一種制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禮樂制度，或者說禮的本來面目，是針對執政者而言。強調的是敬畏與尊重，權利與義務，其中注重執政者之間的行為要求。所以古禮中有言：“禮不下庶人”，此語被現代人誤解為是對勞動人民的一種歧視，其實不然。它實質是“仁政”的表現，它是想說明繁褥的禮節，不適于普通庶民之間遵守執行的一種規則。如同當今的反腐倡廉，是針對執政者而言的道理一樣。

一、相禮，上位者為先。

西周時期是我國禮儀的成熟期，史料載，周代依“禮”交往，有著許多講究。諸侯于春天晉見天子稱之為“朝”，夏天晉見稱之為“宗”，秋天晉見稱之為“覲”，冬天晉見稱之為“遇”，天子召見諸侯稱之為“會”。《周禮·秋官》載曰：“南鄉（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意思是說：會見之時，周王面南，向其中沒有血緣關系的庶姓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動的“土揖”禮；向有姻親關系的異姓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時揖”禮；向同姓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舉的“天揖”禮。

《周禮·夏官》所記載的周王與自己臣下在朝議政之時的禮儀，既具王者風范，亦備此時的君子恭謙。記曰：“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仆前，王入內朝，皆退。”用今天的話說意為：議政之時，各級官員與隨從先期各就各位，司儀導引周王前來向入朝的臣子行禮。首先要來到孤、卿面前每人一揖；然后，再依次向排列的大夫們每人一揖；對兩旁的士也要行三揖禮；對站立在宮廷左右側門的隨從各一揖。議政完畢，大仆前導，周王回內朝，各級官員各自退下。

我們從中看到，此時君臣之間相會，最為忙碌的恰恰是君主周王。沒有我們所熟知的后世君主高高在上、一呼百應影像。

此時，還有一種迫不得已跪拜的禮節，那是由于彼時席地而坐之故。無論是禮制，還是史實，都有君向臣“跪拜”的記錄，即行跪拜之禮。 ????

據《禮記·曲禮下》記載：“（諸侯國）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有許多學者認為“拜其辱”，即是行跪拜禮。《尚書》中也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的史事。說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謝恩跪拜，行稽首禮；周公輔佐周成王代為攝政，平息暴亂，成王成人后還政，成王向周公稽首。稽首，《周禮》規定的最為莊重的大禮，即跪拜時頭觸及地面并停留片刻。《左傳》則載有，因君與侯之間不對等的相禮而發生矛盾的事件。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載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從以上的史載資料上看，先秦時期的國君既是禮的倡導者，也是禮的踐行者，至少表面上看他們貌恭謙卑。怪不得《論語》中，孔子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里，君子與小人只是一個相對概念，是當時社會成分最簡單的一種劃分方法。君子指執政者，小人指老百姓，并沒有現今的鄙視之意。這種劃分方法類似將現在的人劃分為普通民眾與政府官員一樣。

我們所熟知的《禮記·曲禮上》，有這樣一段話：“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講的是君臣之間的路遇之禮。

以《春秋》歷史的語境來讀，大意是說：國君在路上遇到大夫，行以憑軾禮（手扶車前橫木，身子前傾，以示敬意），大夫則以下車還禮。同理，大夫若遇到士，也是以這樣的禮儀；至于眾多的庶民之間不必強調此禮，只所以強調士大夫。因為士大夫是為執政者，依“禮”是知無不言的進諫者，與庶民不同。即便是他們言語過激，也不要以刑法加身，應受制裁的作亂者是不會輕易出現在國君身邊的。這與《論語》：“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著異語同共之妙，皆強調士大夫是經推薦選拔而任命的講孝有德之人。以此看來，“孝”是立人之本，也是行“禮”的基礎，即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也。

二、孝道，雙向性選擇。

孝道，也稱之為“人義”，是我國倫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用二十個字加以總結，叫做：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但孝道并非孔子所發明，它早于孔子而存世已久，只不過經孔子論述規范后，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與孔子同時期的齊國人晏嬰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長期以來，人們一提起孝，便立即想到“忠孝”，這是后世在儒家們的不斷改造下，出現了注重其下位的義務，而且是無條件服從的結果。特別是二十四孝故事的出爐，更是給孝道涂抹了一道愚蠢加血腥的底色，不可取，也不可信。其實，傷害自己而事父母盡孝，恰恰是不孝。孔子是反對愚孝的，他說“事父母，能竭其力”就可以了。（《論語·學而》）

孝道是必須要講的，但這些有悖于孝道的初衷，不要忘記：只有父慈，才有子孝；君仁以后，才會出忠臣，他們相互作用、依賴。孔子的政治主張，或者說一生的追求，是禮樂制度下的仁治，讓人們都過上安逸的社會生活，也就是人們常常所說的仁道，以人治國之道。所以，最初的孝道是雙向選擇，故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說法。（《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按照孔子對各層次人的孝道排序來看，除尊者在前的習慣外，還明確地告訴人們，在這個道德體系里，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父、兄、夫、長、君。他們的慈、仁等優良行為，影響著子、弟、婦、幼、臣的行為。也就是說，在上位的有著更多的責任與義務，你必須做到自己社會角色的完美，才能彰顯仁治大道，呈現和諧盛世。每個人都懂得其中的道理，作為社會的基層單位家庭也就和睦快樂了。以親情至愛為基礎，以孝道為鏈接，如此擴展開來，社會安定的基礎就有了保障。

一個社會的好與壞，更主要的是上位人決定的，權力者的責任更大，這是古人早已明白的道理。雖然先秦時期的爵位是世襲，但他們也必須有人幫助處理一些具體事務，所以出現了選拔賢才的制度。選拔賢才的標準，看其有沒有孝道便是重要的參考之一。

《周禮·地官》講到“旅師”一職，考察鄉人的“德行、道藝”。負責將有孝道的人記錄下了，以備考察選用。載曰：“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悌）、睦姻、有學者。”設“師氏”一職，來教育公卿大夫們的子弟“三德三行”。載曰：“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這些對孝道的重視，為后來的西漢王朝“舉孝廉”官吏選拔制度，影響至深。

三、彬彬有禮，取決于內心世界。

我們今天要真正做到彬彬有禮，首先言行要去偽存真。孔子說過這樣一句話：“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此語不難理解，凡是花言巧語、善于偽裝的人，是很少做到仁的。他固然表面上“彬彬有禮”，其實質卻是混世之徒，一個偽君子，這并不是我們所想要的彬彬有禮。所以說，“仁”是做人的核心，是人的立世之本。什么是仁，就是人與人之間所表現的關愛，“仁者愛人”是也。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仁與孝之間的遞進關系，有孝便有愛，有愛便有仁，孝生愛，愛生仁。如此，也就理解了“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句話。（《論語·學而》）

今天我們如何深層次理解“巧言令色，鮮矣仁！”，對彬彬有禮的世風大有幫助，以防止巧言令色之徒對社會的危害。巧言令色的特色之一，忽悠。即專揀好聽的說，夸夸其談，用一張伶牙俐齒來安慰別人，鮮見有實質性行動和物質上的付出。此類人善于投機鉆營，左右逢源。特色之二，討好。取悅身邊所有人，特別是比自己社會地位高的上層人物，沒有是非觀念，沒有做人的起碼原則。而且，希望人人都喜歡自己，都說自己有本事。此類人心里陰險，明明不喜歡一個人，卻不表現出來，裝作跟人很友好的樣子，這非常可恥。當然，也非常可怕。

現代社會越來越注重，在處理人和人的關系、人和社會的關系上的嚴肅，希望人們都能依法而為，用正確的符合道德的方式來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先秦時期亦是如此，所以出現了禮法制度，人們習慣稱之為禮樂制度，或禮樂文化。即“禮”就是國家的基本法，違禮即是違法。巧言令色之人違禮嗎？表面上看似好像沒有，遵命，順從，但無德無仁。此類人即后世稱之為“小人”的人，隱蔽性強，善于偽裝，危害極大，不經意間侵害著社會健康的肌體，使之慢慢腐爛潰敗，直至“禮崩樂壞”。這絕非危言聳聽，歷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還用著舉例嗎。請記住：君子坦蕩蕩。

其次，做事誠實守信。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也。”（《論語·里仁》）意思是說，古人不會輕易地向別人承諾什么，是因為一旦做不到是丟面子的事情。古人非常重視誠信，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個人的承諾是必須要兌現的，否則會被他人看不起而打入另冊。所以古有“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之說，更流行有盟誓來取得對方信任的儀式。

現代社會所謂誠實守信，大多往往僅僅掛在口頭上。朝令夕改者有之，為利毀約者有之，坑蒙拐騙者大行其道，遠遠沒有古人的那份執著與認真。在魯國之都曲阜城，舊時有一處赫赫有名的盟誓之地——五父之衢（亂葬崗）。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人們常常帶上祭品、血酒，寫好條約，到此發誓。不單讓神靈見證，還要詛咒不守承諾者，將會成為孤魂野鬼，無人祭祀，那種真誠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要知道，無論何時，假如沒有了誠信，再完美的制度、法律也形同虛設。人人滿嘴放炮，誠信缺失，道德必然淪喪，那將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可怕的社會。請記住：一諾千金。

再其次，做人不卑不亢。孔子說：“恭近于禮，遠恥辱也。”此語是中庸之道的準確表達。禮是講究規矩、分寸的，尺度的把握尤為重要，過于表達謙恭，則有獻媚之嫌，屈膝卑賤沒有了做人的底線。反之，傲慢無禮，霸氣十足，處處彰顯狂妄，則是一種世俗無賴之徒的表現。雖然可以獲得暫時的一絲快慰，但人們對此往往嗤之以鼻。只有在合乎禮制的框架下，行人做事才能不被他人恥笑，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謙謙君子。

孔子又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大意是說：君子沒有必要與別人相爭。確有的話，那就來一次射箭比賽。賽前，先相互作揖謙讓，然后上場。射完后，禮讓而退下一起喝酒，這才是君子之爭。?

孔子在這里所說的“君子無所爭”，并非不爭，即使要爭，也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禮的在制度規則下爭。這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強調謙遜禮讓，又鄙視無禮的、不公正的競爭。

總之，孔子所提倡尊崇的禮樂制度，經后世的改造剪輯，我們難以看清它的真實面目。特別是孔子思想在漢時被掛上儒家的標簽后，有許多背離了孔子思想的宗旨，從這個意義上講，孔子思想不等同于后世的儒家文化。了解“禮之用”的真諦，對我國民族復興、提高全民族修養，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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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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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論語釋注》楊伯峻，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80年2月第2版。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中華書局出版發行，1990年5月第2版。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編輯部影印，197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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