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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8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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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陵城路陽郭云鵬陵城位于曲阜市西南部，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也無顯著遺跡，僅陵城之名沿用至今。1979年，陵城村民孔慶金在“為女橋”下挖出一通石碑，上刻“大唐南陵”。由此可知在唐時，此地已經名為南陵，史傳為堯王之南陵所在。宋《魯國之圖》對此處亦有圖示，名陵城，且已具規模。堯作為古五帝之一，和陵城有著不解之緣。《史記正義》載：“堯都平陽，葬成陽。”《竹書紀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齊田聆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此即為魯東之平陽。另有《元和郡縣志》記：“堯祠……在兗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陽縣志》載堯祠“在縣城東七里，今屬曲阜縣”。《滋陽鄉土志》又謂堯祠“在（陵城）郭家村，漢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兗州府志·祠廟志》云：“堯祠在（兗州）城東七里，不詳所創。唐翰林李白有堯祠詩，宋學士李昉有堯祠碑記。”此四款均稱堯祠在曲阜兗州之間，位置幾近于陵城之址。又見《泗水縣志》、《泗水地名志》均載泗水有堯山，又名無影山，“世傳為堯王之墳墓”。陵城作為名人故里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秦漢時期名南陵，唐代詩人李白曾寄居于此，為其莊園。《闕里志·古跡》載：“李白故居在曲阜城西二十五里，其門前臨沂水，又西泗、沂交匯處，擁沙如山，呼為沙丘。”李白《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沙丘”一帶恰是李白一家居魯間居住地，即今陵城附近。當地學者王云珠考證，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即居魯郊游南陵時所作。據考，至今當地居民“南”“蘭”發音互轉。又傳，時有一小村名玉蘭村，與南陵相鄰，后連為一體，各取一字改名蘭陵。舊即有明代《蘭陵故址》碑，立于陵城村東天齊廟內。此外，陵城還有一位歷史名人，那便是明魯荒王。相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魯荒王朱檀在鄒縣尚寨設行宮，常...

曲阜孔廟十三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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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廟十三碑亭路陽郭云鵬孔廟十三碑亭位于孔廟大成門前、奎文閣后，即孔廟的第六進院落。在這條東西狹長的院落內，矗立著十三座古色古香的碑亭。這些亭子式樣基本相同，均為漢白玉基座，方形磚木結構，平面三間見方，明間開敞，稍間砌墻，兩層檐歇山頂，覆黃琉璃瓦。由于建造年代有一定距離，各亭風格也稍有差異，例如金、元碑亭形式略微古樸，清代碑亭則規格較高，稍顯豪華。十三碑亭是金、元、清三代帝王為保存唐、宋以來祭孔、修廟的五十余座石碑專門建造的，碑文多為歷代帝王撰書，習稱“御碑亭”。每座亭內陳列著體積、形態不同的石碑，不同的碑面鐫刻著漢文、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滿文等文字，真、草、隸、篆書體俱全。碑刻有封建皇帝追謚、加封、祭祀孔子和修建孔廟的記錄，也有祈求孔子神靈保佑其封建統治的文書，還有帝王將相、文人學士謁廟的詩文題記。十三碑亭也因此成為我國政治史、思想史及文字發展史中刻在石頭上的文獻。整個碑亭布局南八北五，東西排列，櫛次鱗比。道南的八座亭中，以靠近奎文閣的中間兩座構建最早。這兩座金代碑亭約建于金明昌二年至六年（1191年-1195年）的大修工程中，是孔廟現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位于東側的兩座碑亭分別建于元朝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和元朝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其余九座碑亭為清代所建。道北5座碑亭為御制碑亭，西起第二、第三亭分別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和二十六年（1687年），始建時為綠琉璃瓦，雍正二年（1724年）雷火時被延燒后又重建，改為黃瓦。西起第一亭、第四亭為雍正大修工程時所建，第五亭為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建。其余4座則為遣官致祭碑亭。金代碑亭，斗拱豪放、布置疏朗、結構精妙，保持宋式營造特點。十三碑亭中較早的兩通碑刻就位于南排開東起第六座金代碑亭中。一通是立于唐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的“大唐贈泰師魯先圣孔宣尼碑”，一通...

《孔府檔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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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檔案》案例劉巖彭慶濤林廟守衛百戶，自康熙帝欽設成立以后，百戶衙門內每每發生命案總能以自身的強勢大事化小，這在官官相護的封建時代人們似乎早已適應。純潔的心靈在封建道德倫理的說教下，只有剩下孤獨的善良，人們大都迷失了自我。故而，在《孔府檔案》內百戶衙門許多離奇事件里，價值取向定會有失偏頗，命案故事也愈發地撲朔迷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戶衙門又發生了一起蹊蹺的自殺案件。雖然過程看似簡單明了，但事發原委復雜曲折，處理過程讓人費解疑惑。為了力求還原案件的真實，我們暫且把有關人物及其關系做一扼要介紹。此案共涉及主要人員有：自殺者佃戶魏相德，其子魏炳祥；林廟百戶胡正勤，與魏父子同鄉；四品執事官孔廣棟（尊稱：貽燕堂九爺），孔廣棟的管家王豫。讓我們一起穿越時空，走進曲阜那迷茫昏暗的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天剛蒙蒙亮，曲阜城內大多數的人們乘著涼意還在睡夢中。一居住于東門里名吳繼釗的人，身背糞簍沿街四處尋視著，他并非為了市容清潔，而是生活所迫為之。彼時雖然被后人稱之為“盛世”，但凡凡眾生還是為了生計而努力操勞，不辭辛苦早晚奔波。此時城門還未打開，路上行人無幾，顯得格外冷清。早晨絲絲涼意讓吳繼釗有些興奮，沿鼓樓街（舊時為東西向）緩緩向百戶衙門方向走去。突然，他發現百戶衙門大堂前有人形物體懸于一槐樹下，難道是護衛丁員練功沙袋不成？好奇心驅使他上前一看究竟。那是什么沙袋，分明就是一具面目可憎的死尸，吳繼釗害怕極了，連忙奔往西關向曲阜縣衙稟報。史料記：“（接到報案后）敝縣當即帶領吏、仵親赴尸所”。以此看來，時曲阜知縣李維本處理此案是認真正規的。仵（wǔ），在此為現代意義的法醫，或搬運尸體工。《清會典·刑部》：“凡斗毆傷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驗，該管官即帶領仵作親往驗看。”經一番調查，死者為魏相德，鄒縣北湖莊人，衍圣公府的四品執事...

大成殿孔子塑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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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孔子塑像服飾路陽郭云鵬《左傳·定公十年》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中華向來以“衣冠上國”之稱著名于世。作為至圣先師的孔夫子對服飾更是尤為注重，他曾說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從這話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視服飾習俗。漢服是右衽，北方少數民族是左衽，正好相反。孔子從發式和衣冠的不同來區分文明和野蠻，可見衣冠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服飾不僅僅是一種衣物，而且有著更為高遠的文化和象征意義。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在魯國做了幾個月的司寇就被迫下野出走，棲惶于各國之間，以仁政德治游說諸侯，以冀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可惜終因“道大難容”，不為當世所用。史家司馬遷雖將其列入世家，位等諸侯，卻仍稱他為布衣，大概就是他生前只能以“逢掖之衣，章甫之冠”為常服的緣故。這種裝束雖然不同于平民百姓，且被后儒譽為“圣賢法服”，但畢竟算不上當時的正式官服。即以司寇而論，也只能是冕無旒、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司馬遷予以布衣之稱，基本上符合孔子的實際身份。后世孔子地位不斷升遷，其廟像服飾也幾經變換，這直接顯示出歷代統治者對孔子不同程度的尊崇。以服譽人也就成為封建帝王獨特的尊孔方式。漢代以后，儒學獨尊，孔子才得以稱圣稱師，爵之以公，歆享廟祀。先時的木主在后來易之以偶像，但其服飾尚無顯著變化。無論繪畫或雕塑，大概仍和生前的打扮差不多，漢代成都文翁石室的孔子像即為“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的形態。后有魏文帝曹丕詔稱：“昔者仲尼資大圣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三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這才開了為孔子易服的先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孔子身份大變，位極人臣。但仍只是秩列上公的王爵，所以其服飾并未超出為臣的待遇。...

曲阜孔廟修建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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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廟修建沿革彭慶濤王廣恒魯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哀公為表對孔子的尊崇之意，將孔子所居之堂，作“壽堂”，“后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車書于壽堂中”（《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孔氏祖庭廣記》第二卷載：“魯哀公十七年立廟于舊宅，守陵廟百戶”。漢高祖劉邦于公元前195年冬十一月，來闕里孔廟。“以太牢祀孔子”，同時封孔子九代孫孔騰為“奉祀君”，這是帝王祭祀孔子之始。從哀公立廟，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三百余年間，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社會形態經過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與奴隸制相適應的思想理論更替為與封建制相適應的儒學思想理論，在這一重大轉變的過程中，歷經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初的霸王道雜之等一系列的思想運動，儒家思想則在孔子基本思想的基礎上經過曾子、子思、孟子及漢初儒生的進一步改造和發展，在政治上適應了封建大一統社會的思想需要，特別是董仲舒將儒家思想與神學的有機結合，創立了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內容的神學目的論，第一次在理論上論證了封建中央集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一思想迎合了漢武帝的統治需要，故而得以被推上了獨尊的地位，孔子做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被推上了圣人的地位。隨著孔子的地位升高，祭祀孔子的廟宇也就越來越受到統治者們的重視。據乾隆版《曲阜縣志》記載，從漢初到清乾隆，孔廟重修擴建七十多次。曲阜孔廟到唐初已經頗具規模，“正廟五間，祀文宣王，南向坐，顏子面西，配閔子以下十哲及曾子，東西列坐，皆為塑像。兩廡二十余間，祀七十二賢，圖繪于壁上。廟后為寢廟，祀亓官夫人。前為廟門三間，甚壯麗”（《闕里志》?孔尚任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帝謁孔子廟，詔增修祠宇，繪先圣先賢先儒像，釋奠用永安之樂”，“三年（公元962年）詔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于廟門”（乾隆版《曲...

宋真宗欽定黃帝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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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欽定黃帝故里彭慶濤尚樹志一、宋真宗欽定黃帝故里宋真宗妥協于燕遼以后，總想以華夏民族的文化優勢震懾北方，故有儒釋道三家并重之舉，封泰山、尊孔子、容釋家，潛心向道，數度“天書”之能事，夢見神人而尊黃帝為趙氏始祖。《宋書·志·禮七·吉禮七》載：帝（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睹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后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宰相王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并主持召集文官查訪確認黃帝降生之壽丘所在之地。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圣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號曰“元天大圣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于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召集群臣審定，下詔京城與曲阜壽丘各修建景靈宮，京城景靈宮奉祀黃帝及趙氏先皇諸“神仙”，曲阜景靈宮祭祀始祖黃帝及圣母。因確認曲阜壽丘是黃帝出生地，因此真宗頒詔將曲阜更名仙源縣，屬襲慶府（后改兗州府）。《宋書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宋書地理志》襲慶府下：“魯郡，泰寧軍節度；本兗州。大中祥符元年，升為大都督。政和八年，升為府。……仙源（縣），中上。魏曲阜...

魯國群圣到漢代儒學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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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群圣到漢代儒學升華尚樹志彭慶濤魯國是圣賢輩出之地，我國先秦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先哲圣賢，多發祥于此。周代禮樂文化的興盛，使魯國成為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而魯文化影響最大，也最為直接的成果，則是滋養和孕育誕生了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一批思想文化巨人。他們繼承、弘揚和發展西周以來的禮樂文明，最終形成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開創了以禮樂文化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國數千年傳統文明的基礎，構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骨架，對中華傳統文化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魯地為孔孟之鄉，孔孟儒家龐大陣營在魯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時代呼喚的結果，是歷史文化積淀與勃發的交鋒。孔子在世時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被后世奉為“圣人”而進入圣域者，多出自魯地。孔子為“至圣”，顔子為”復圣”，曾子為“宗圣”，子思為“述圣”，孟子為“亞圣”。子思受業于曾子，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除了孔孟及龐大的儒家學派之外，還出現了一大批燦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如高揚“兼愛”、“非攻”旗幟的墨子，以“和圣”著稱的柳下惠，以“巧圣”聞名的魯班，褒受孔子贊揚的史家左丘明等，群峰聳立，展現了孔孟之鄉領先全國的文化水準與風貌。魯國群圣，無疑是開風氣之先的一批人物，他們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遠影響，正是中國進入歷史大轉折時期，中國文明發展進入到需要對此前文化積累進行第一次大清理、大總結和需要思想家出現的必然結果。魯國群圣，其思想內容和人生的行跡，已融入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長河，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源和要素。以儒家為例，它包含一系列范疇和命題，如道、德、仁、義、禮、智、孝、悌、忠、恕、寬、信、敏、惠、天、命、中庸等等。這些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的范疇，彼此交義...

西周魯國的分封與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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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魯國的分封與建國尚樹志彭慶濤 1、魯國分封商王朝時，周族僅是殷商統治下的一個邦國，末期，為殷西伯。周文王姬昌作首領時，他統治周部落勢力逐漸強盛。文王死，次子姬發即位，是為武王。公元前1044年1月8日，周武王率兵會盟軍于牧野。9日率戎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與殷商七十萬軍隊大戰于牧野。武王之弟姬旦（周公）也參加了此次戰役，且是武王的得力助手。牧野一戰，作為東方大國的殷王朝土崩瓦解，殷紂王身死而國亡，周王朝始立。這種角色轉換之間的變化，使周人感到應該好好總結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因此，為了周王朝的長治久安而藩屏周室，遂按宗族血緣關系及異姓功臣、先賢與商湯的后裔，進行了大規模的封邦建國。史稱“封建制”，也稱“分封制”，即古漢語“封建”的原始含義。 “封建制”在周朝時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為諸侯的社會制度，在“封建制”下，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諸侯的土地理論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襲。然而，這種分封絕非是隨意進行的，而是有政治、戰略等方面的考慮：一方面，要看他們與周王室的親近程度，必須對受封者的可信性仔細衡量；另一方面，在一些戰略要沖，必須集中力量，讓值得信賴的受封者去駐守其地，這樣方才真正起到拱衛周室的作用。起初，武王滅商之后，由周公倡導實施封建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齊、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商紂之子武庚于殷都朝歌，派叔鮮、叔度、叔處以監視武庚的行動，史稱“三監”。武王歿，子誦即位，是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輔政。“三監”看不慣周公旦輔政，而管叔鮮更怨恨周公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