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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 2018 - 0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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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劉巖近年來每當孔子誕辰之日，會在孔廟大成殿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為世人皆知。而舊時孔府內時常舉行的家族祭祀卻鮮為人知，諸如喪葬、喪祭日、清明、十月朔等，地點便在位于孔府東路祧廟前的報本堂內。報本堂與祧廟合稱孔府家廟，報本堂是孔府家廟的主要祭祀場所，它是一獨立的廟堂建筑。然而，正是這座在孔府建筑群中并不起眼的廟堂，卻承載了孔氏族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寄托。報本堂的功用與孔廟大有不同。孔廟主祀孔子，聲勢浩大，人員眾多，例屬公祭；孔府家廟祭祀，是大宗孔氏族人以家庭為單位的祖先祭祀，屬于家祭。曲阜乃至全國，家族祭祀不盡相同，而報本堂祭祀則凸顯孔氏大宗的特點：每位衍圣公不單奉祀高祖、曾祖、祖、父四代，堂正中還要奉祀54代祖先孔思晦的牌位。這種現象在我國家族祭祀中是較為罕見的。為什么報本堂要以孔思晦牌位居中呢？其中又有什么緣故呢？原來，這是與南宋初年的國家分裂，孔氏家族的命運與國家興衰緊緊聯系在一起所造成的。南宋初年，衍圣公的嫡長襲封制被打亂了，“衍圣公”一下子出現了南北兩位。靖康元年(1126年)，一向富而不強的北宋被金攻取汴京，擄走了徽、欽二皇帝，北宋滅亡。康王趙構在商丘匆忙稱帝，第二年就泥馬過江，南逃揚州。為了為自己的政權正名，趙構決定在揚州舉行祭天大典。考慮到彰顯自己政權的正統(tǒng)性，體現對儒學道統(tǒng)的尊崇，趙構下詔孔子嫡系后裔、四十六代衍圣公孔端友南下陪祀。孔端友奉詔南下，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去竟是與故鄉(xiāng)的永訣。就在孔端友南下陪祀期間，金兵也分幾路南下，占領了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qū)，曲阜淪為金土。遠在南方的孔端友追隨著趙構顛沛流離，最后在臨安安頓下來。高宗趙構感念他奉駕南渡之情，在衢州為他及南渡孔氏族人家賞賜府邸，并興建廟宇供奉孔子。此后，孔端友一支的后裔便伴隨著南宋王朝在衢州世襲了五代，直到孔洙。金人占領了曲阜后，立劉豫建立偽齊政權，治理江淮以北地區(qū)。劉齊政...

孔繼汾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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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明孟繼新在曲阜，作為圣人后裔，所有孔氏家族成員，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夠順利陪葬孔林，這幾乎成了孔氏族人心中的目標。因為，能附葬在孔子墓邊，這是很榮耀的事。但也有例外的情況，有些孔氏族人，雖然生前聲名顯赫，但去世后卻不能歸葬孔林。舊時，犁鏵店村南有一處清代孔氏墓地（隨著近期的開發(fā)，墓地現已不存，保護標志碑尚在），墓地的起始者就是孔子的六十九代孫孔繼汾。他是六十八代衍圣公孔傳鐸的第四子，清代著名的學者、經學家。他篤志勵學，知識淵博，精通經史與金石學，手校經史諸書，刊為家塾讀本。一生從事孔氏家族史研究，皓首窮經，曾為乾隆皇帝進講過經書，官至戶部主事，軍機處行走。最后卻因文字獄含冤獲罪，直到晚年客死他鄉(xiāng)。按祖法不得入葬孔林，令人唏噓不已。孔繼汾，字體儀，號止堂。十四歲時取恩貢生，二十一歲時考中舉人。因當年衍圣公孔昭煥正在年幼之時，雖爵位在身，但不能獨自掌管府務。這期間孔府的府務，基本上是由孔繼汾代管。孔繼汾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孔氏家儀》、《家儀答問》、《劻儀糾謬集》、《喪服表》、《文廟禮器圖式》、《喪祭儀節(jié)》、《圣門樂志》、《文廟樂舞全譜》、《闕里文獻考》、《孔子世家譜》、《東家嫡系小譜·齒序》、《孔氏大宗支譜·齒序》、《行余詩草》、《文獻通考序》、《春秋金鎖匙》等。孔繼汾因文思才干具優(yōu)，而聞達于孔族內外，但是孔繼汾也因為自己的著述而引火燒身。這年已是六十歲的孔繼汾，因著了一本《孔氏家儀》被族人告發(fā)，說是書中任意更改《大清會典》，有欺君犯上之罪，因此獲罪入獄。而且，把個衍圣公孔憲培也糊里糊涂地給牽扯進去，落了個失察之過。乾隆五十年（1785年），孔氏族人，原任孔廟四品執(zhí)事官孔繼戍，突然呈文到山東巡撫衙門，狀告革職主事孔繼汾著《孔氏家儀》一書，有增減《會典》服制，并有“今之顯悖于古者”、“于區(qū)區(qū)復古之苦心”...

玉虹樓法帖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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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澤彭慶濤大多數書法愛好者們對法帖并不陌生，作為記錄歷代書法大家真跡的載體，法帖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傳承的工具，它已成為了文化本身。法帖分叢帖和單貼，叢帖分為兩大基本類別，一是匯集歷史名家的書法字跡摹刻而成，二是集中某一位著名書家的字跡摹刻而成，明清時期流傳的叢帖多為二者兼顧。古代官方十分重視叢帖的輯佚，最為有名的是清朝乾隆皇帝收集的《三希堂法帖》，其中收錄了晉朝大書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可謂是宮廷叢帖之最。而今陳列于孔廟東西廡北首的玉虹樓法帖刻石，則是民間收集叢帖的集大成者。孔府文物檔案館保存有兩套《玉虹樓法帖》的裝幀拓片，共顯示582帖。裝幀為101卷，又稱“百一帖”，分為玉虹帖十六卷、玉虹鑒真帖十三卷、續(xù)鑒真帖十三卷、摹古帖二十卷、國朝名人帖十二卷、瀛海仙班帖十卷、金人銘帖二卷、隱墨齋帖八卷、黃涪州帖一卷、米海岳帖一卷、祝京兆帖一卷、臨中興頌帖二卷、張文敏小楷一卷、張文敏書詩一卷。《玉虹樓法帖》石刻原陳列于十二府玉虹樓，現存刻石569塊，陳列于孔廟東西兩廡北首。駐足于石刻前，常常被其浩繁龐大的氣勢所折服，如此巨大的工程，細致入微的臨摹篆刻，又因其并非宮廷之作，那么，這法帖創(chuàng)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實，他是一位并不被大多數人所熟知的孔氏后人，這位傳奇人物就是孔子六十九代孫孔繼涑，而玉虹樓這個名字，則來源于他的書齋號。孔繼涑，字信夫，一字體實，號谷園，別號葭谷居士，第六十八代衍圣公孔傳鐸的第五子。生于清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卒于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終年６６歲。孔繼涑的青年時代可謂是春風得意，他天資聰穎，又敏而好學，年僅十五歲便考中了秀才，十七歲時歲試第一，成為廩生，十九歲又成貢生。學習之余，書法是孔繼涑最大的愛好，他從小就喜愛筆墨，常常將自己關諸書齋，研習書法竟然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這也為后來他法帖...

孔子為魯司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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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志剛劉國成孔子,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謙和的智者,被后世尊為“萬世師表”，他那溫文爾雅的歷史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被人們普遍接受而鑲嵌在眾人的記憶里。然而，孔子還有另外一種畫像，那就是在曲阜孔廟圣跡殿內一幅《孔子為魯司寇像》的石刻像。該像是孔子仕魯期間，身著官服時的一幅造像，刻石高134厘米，寬73厘米。據說，此像是出自唐代大畫家吳道子之手。在孔子的一生中，曾有過一段入世從政的經歷，甚至一度官居大司寇之要職。孔子從政時間雖短，但政聲良好，顯示了其卓越的治國才干和外交能力。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周天子失去了對各諸侯國的控制，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zhàn)，社會矛盾加劇。孔子看不慣這種局面，他主張?zhí)煜麓笸岢收轮危D重建社會秩序。但當時的魯國國君同樣面臨著權臣失控的問題，魯桓公的三個后裔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執(zhí)掌著魯國的權力，稱為“三桓”。孔子由于沒有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便絕意仕進，在教學的同時，集中精力研究學問，構造自己的思想體系。公元前501年，孔子終于有機會從政，他做上魯國的中都宰，也就是中都的行政長官。中都是當時魯國的一個重要城邑，在山東省的汶上縣。孔子上任后，制定了養(yǎng)生送死的禮節(jié)，年長的和年幼的人分別享有不同的食物，強壯的和體弱人分別承擔不同工作，男女別途，路不拾遣。該制度推行一年，周圍的諸侯國就紛紛效法。魯定公見孔子治理中都頗有成就，第二年就將孔子升遷為魯國司空，主管全國工程建設。孔子根據土地的不同特性種植不同作物，各種作物得到最適合的生長條件，獲得了豐收。不久孔子就被魯定公任命為掌管司法的司寇。公元前500年的春天，曾經兵戎相見的齊魯兩和好。夏天，齊國國君約魯國國君在兩國交界峽谷舉行結盟會儀式，魯定公準備好車輛隨從，準備赴會。孔子以司寇身份負責盟會時的禮儀事務。他對魯定公建議說：“我聽說有文事時一定要有武備，修武備時一定要有文備...

朱元璋與孔克堅、孔希學對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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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巖賈國俊曲阜碑刻如林，勒石內容浩瀚繁雜。這不，走進衍圣公府二門內側就立有6通碑石，其中，門東南角并不高大但意趣盎然的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與孔克堅、孔希學對話碑》格外引人注目。因其語言簡潔明了，不加修辭，行文如同對白，后世俗稱“白話碑”。碑刻內容分上下段落，其上，為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與孔子五十五代孫衍圣公孔克堅的談話記錄；其下是洪武六年，朱元璋和孔克堅兒子孔希學的對話。兩段對話風格迥異，表現出不同的歷史底色與語境。孔府立此碑的用意不言而喻，那么，明太祖朱元璋究竟與這塊碑文有著怎樣的聯系，碑上的對話又隱藏著一段什么樣的歷史隱情呢？原來，朱元璋未建立明朝初始，先后滅掉了陳友諒、張世誠兩股勁敵，接著揮師北上，橫掃中原，直搗元朝大都。大軍北上行進中，過境兗州，兵屯休整。一天，朱元璋走出軍帳，只見謀士劉伯溫正凝目東視，自言自語道：“面東，夫子故里也。” 劉伯溫見朱元璋前來，忙施禮對其言道：“夫子，圣者。古今帝王無不以其之道來樹建霸業(yè)。主帥理應前去曲阜祭奠一下才是。”他的話打動了朱元璋的心，他當真想前往曲阜祭奠。可是，主帥不能隨意離開軍營，這對戰(zhàn)事不利。怎么好呢？老謀深算的劉謀士說：“不如把衍圣公孔克堅邀來兗州，委以官職，以示眷顧。”朱元璋采納了這個建議。當即修書一封，差人送往孔府。且說當世衍圣公孔克堅，本是元朝禮部尚書，眼看元朝氣數將盡，便辭去了朝廷官職隱居家中。當他收到朱元璋差人送來的書信后，心中暗想：朱元璋出身寒微，充其量不過是個草莽英雄，未必能有什么大作為。于是以身體有病為由，回絕了他的邀請。事過一年，朱元璋卻黃袍加身在南京稱帝，此時他想起劉伯溫在兗時的話語和孔克堅拒邀之事，心中不免悻悻不快。于是，執(zhí)意下詔要孔克堅覲見。這時，孔克堅又覺得朱是造反成帝，屬大逆不道之輩，不應與之為伍。但又懼怕朱元璋的皇威，只好假托有病，派兒子孔希學前去朝...

孔氏報本酬恩碑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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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繼新石文學孔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文化寶庫，留存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尤其是廟內林立的碑刻，其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更是令人矚目。在崇圣祠院落東側，立有一座明宣德五年（1430年）的石碑，高1.8米，寬0.85米。行書，20行，行42字。碑陰亦有文字，為弘治五年（1492年）刻制。此碑由三部分內容組成。正面，為《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由時任三氏學教授張敏撰文，宣圣五十九代襲封衍圣公孔彥縉等立石；碑陰，上部為弘治壬子年，孔氏族長孔公璜書《報本酬恩記后》；下部刻有免除張溫家族徭役執(zhí)照。周邊被石條鑲嵌，頂為殿廡式，碑中有斷痕。此碑雖低矮斷殘，貌不驚人，但卻是孔氏家族中婦孺皆知的一通名碑。這是一通怎樣的石碑，它又有什么魔力讓孔氏族人倍加關注？此碑所載內容感人至深。文曰： “水之千流萬派也，其出必有其源。木之千柯萬葉也，其生必有其本。……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屬其眾。傳至四十二代，有祖諱光嗣者，其室張氏，世為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偽孔氏孔末者，因世亂，心生奸計，意欲以偽繼真，將吾孔氏子孫戕滅幾盡。時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褓中。難興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孔氏之不絕者如一發(fā)千鈞，紅燭片雪，幾何而不為偽孔有也！吾祖仁玉母子雖脫臣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yǎng)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茲傳五十九代子孫，族屬之盛，繩繩蟄蟄，皆吾外祖張氏之所賜也，何敢一日而忘耶。張氏子孫家在張陽者，至今猶稱為張溫焉。今雖優(yōu)待其家，恐后世子孫或有遺忘，不能以禮相待，甚非報本酬恩之意。茲欲立石于張氏之塋，俾吾子子孫孫，世加存撫……而又憂后世或有遺忘，欲立石以紀其事，……俾張氏知二姓骨肉之親。”原來，該碑兩面記載的就是那段“孔末亂孔”的歷史故事。自漢高祖劉邦駕臨闕里，以“太牢”之禮祭拜孔子以后，...

曲阜尼山觀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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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慶濤周敬鵬在曲阜尼山書院前，一座古樸簡約的方亭依山而建。亭為木架結構，無斗拱，單檐灰瓦歇山頂。它四處空曠，視野開闊，東臨懸崖下隔夫子洞與沂水相望。相傳此處為孔子觀看五川匯流（五川：智源溪、夫子河、張馬河、顏母河、田黃河）、感嘆時光變化有常的地方。亭取《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語意而命名為觀川亭。觀川亭始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今存清代建筑。當我們站在觀川亭前的望遠臺上，舉目環(huán)望，背依尼山孔廟；正東可以看到以孔子母親顏徵在命名的顏母山，山腳下一條浩浩湯湯的大河——沂河流淌而過；稍南移則是尼山水庫，雅稱“圣水湖”。大雨初霽，人們站在觀川亭內，居高臨下，可遙想當年波濤翻騰的五川匯流，領略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可以說是蔚為壯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可謂流經千世，家喻戶曉。孔子的如斯浩嘆，一直回蕩在民族精神的高峰，經久不絕。為后世傳來一次次人間世事變換有常，規(guī)勸人們惜取光陰的回音。孔子觀水，之所以成為歷史上耳熟能詳的儒家故事，被后人反復言說，是因歷史上有多種理解與闡述之故。總體上，縱觀儒家論道，大體荀子、王陽明、顧炎武的三人三議，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論述。到底哪一種闡述更接近歷史上孔子的本意呢？在《荀子?宥坐》中這樣記載：“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而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講述孔子觀水的故事大意：子貢問孔子說：“君子看見浩大的流水就一定要觀賞它，這是為什么？”孔子說：“那流水浩大，普遍地施舍給各種生物而無所求，好像德；它...

孔子墓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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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繼新牛秋鵬孔林內許多墓冢前有長長的神道，高大的石儀成對地聳立在神道兩旁。點點墓冢，累累碑碣，再加上這排排石儀，孔林的肅穆、威嚴與壯觀也就呈現在了人們的眼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孔子墓神道兩旁的一組石儀，有成對的望柱、文豹、甪端、翁仲八石。該組石儀為宋宣和五年（1123年）營建，是孔林內現存最早的石儀。它布局疏密得當，富有氣度，雕刻集圓雕、浮雕、線刻多種技法于一體，刀法洗練，簡潔嚴整。宋朝建立之初，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就曾下詔：“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賢士丘垅，或櫵采不禁，風雨不芘。宜以郡國置戶以守，墮毀者修葺之。”在他的號召下，宋朝各代君臣對名人墓冢皆呵護有加，著名的孔圣人之墓自然也不例外。縱觀趙宋一朝，其尊孔奉道，可謂是發(fā)揮到了極致。真宗時，親臨闕里拜謁孔子墓，并遷治所于壽丘，建仙源縣城，與曲阜結下了不解之緣；金人入侵，宋王朝被迫南遷，也沒忘記把孔子四十八代孫衍圣公孔端友帶上“扈駕”隨往。孔子在宋代統(tǒng)治者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另外，北宋時期，王公大臣于墓冢神道處建制石儀已經是相當普遍流行了，一些名人的陵墓前也是石儀累累，這便為孔子墓前建造石儀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于是，就有人上書徽宗皇帝，提議為孔子墓營建石儀，得到了皇帝的恩準。宣和元年（1118年），徽宗皇帝下旨為孔子墓建造石儀，這是一個繁索而又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它不單是石儀雕刻的工藝問題，還牽連到當時石儀的定制問題，這就考驗了樹立石儀者的智慧。故而，從選材備料到雕刻樹立，歷時五年方才完工。原來，按照宋代石儀的建制，三品以上官員的墓所可立石人一對，石馬、石羊、石虎、望柱各一對，計十石；五品以上立石羊、虎、望柱各二，計六石；六品以下不得立。而宋代皇陵神道石儀有望柱、象及馴象人、瑞禽、獬豸、仗馬與控馬官、客使、武臣、文臣、門獅等等，規(guī)模宏大，氣勢磅礴。照此看來，孔子墓前的神道石儀不符合當時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