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庫藏文獻——《幸魯盛典》
孟繼新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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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府文物檔案館內，珍藏著一部叫《幸魯盛典》的書，此書共四十卷，由孔子六十七代孫衍圣公孔毓圻等編撰。
說起這本書的來歷，還得從康熙皇帝玄燁到曲阜祭孔講起。
康熙皇帝是清軍入關后的第二個皇帝，也是中國封建帝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康熙帝玄燁愛好讀書，據他自己說，他從五歲時就開始讀書，至老不倦。十六歲那年，他到太學祭奠孔子，研究《周易》、《尚書》。次年，他下諭禮部，為他舉辦專門講習《四書》、《五經》的“經筵”，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的系統的研究。無論嚴寒酷暑，他都堅持“經筵”的學習，在“三藩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仍命令“每日進講如常”。
玄燁學習儒家學說之所以這樣孜孜不倦，因為他深知馬上得天下的滿州貴族不可能再在馬上治理天下，不鉆研傳統的儒家思想，通曉“帝王之學”，便不能有效地治理以漢人為國基的天下。抱著這種學以致用的態度，他要求講官不要搞一些溢美稱頌之辭，要抓住經典的要旨加以闡發，以利實用。
對儒家的“程朱理學”，玄燁特別津津樂道，大加推崇。他令理學家朱光地編纂《朱子全書》、《性理經義》，宣揚程朱“存天理，去人欲”和“忠孝節義”的學說。到他即位的第五十一年，更將朱熹的靈牌供進孔廟大成殿，讓“他”加入“十哲”之列，配享孔子。他把理學作為制定政策，駕馭群臣，教諭百姓的理論基礎，重用了一批理學名儒，儼然以當時的理學領袖自居。有鑒于此，這位賢明的滿清皇帝親臨曲阜朝拜萬世師表的孔子，便不是偶然的了。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清圣祖玄燁率內閣宰臣、親王和文武百官東巡泰山之后，又巡幸江南，直到冬季方啟鑾北還。
十一月十七日，玄燁鑾駕浩浩蕩蕩地到達曲阜。
其實，孔毓圻為迎接這次圣駕，早就作了精心準備，他安排學養頗深的孔尚任充當“引駕官”和“御前講經”人。
衍圣公孔毓圻率孔、顏、曾、孟、仲五氏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各氏族人，曲阜官紳耆老至縣界接駕。玄燁駐蹕城南行宮，太常寺官員于行宮擬定行儀注：皇上行兩跪六叩之禮，不用樂。玄燁不允，說，尊祀先師，應行三跪九叩禮、用樂。
十八日清晨，玄燁御龍袍補服，乘輿出行宮。孔尚任的《出山異數記》記述道：“上乘輿入城，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頭，為曠代所無。牲用太牢，祭名十籩豆，樂舞六佾，其執事禮樂弟子皆任所教也。任在詩禮堂伺經筵，不獲陪位。禮即畢，上還齋幄少憩，更便服鷹白色袍，石青色褂。辰刻，內閣學士席爾達，太學寺卿葛思泰導引，上由奎文閣東入承圣門，步升詩禮堂御座。百官聽講。左翼列者：大學士明珠、王熙、吏部尚書伊桑阿、禮部尚書介山、工部尚書薩穆哈、內閣學士庥爾閣、席爾達、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孫在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翰林院掌院學士朱馮泰、太仆寺少卿楊舒、鴻臚寺少卿西安、光祿寺少卿胡升國、吏科掌印給事中費楊古，陜西道御史喇古、山東巡撫都御史張鵬格。右翼列者：襲封衍圣公孔毓圻，翰林院五經博士孔毓廷、顏懋衡、曾貞豫、孟貞仁、仲秉貞、原任五經博士孔毓瑛、口北道合事孔興洪、曲阜縣世職知縣孔興認、四氏學學錄孔尚祝、尼山書院學錄孔毓璽、洙泗書院學錄孔貞爝及四姓候補選項者三十五人，其司員府縣官各候門外。班既定，上諭兗州府知府張鵬翮，作官清正，亦宜聽講，遂傳入列于巡撫之下。”
以上記述了皇帝玄燁在孔廟行釋奠大禮及到詩禮堂講筵的過程及場景，隨從的有諸臣、巡撫、司道、衍圣公及各氏博士、族人等。
講筵由孔尚任講《大學》首章，孔尚鉝進講《易·系辭》。講畢，玄燁令大學士王熙宣諭衍圣公孔毓圻等說：“至圣之道，與日月并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圣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悌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其祗遵毋替。”衍圣公率五世子孫叩頭謝恩。
玄燁出了講筵的詩禮堂后，面諭大學士王熙、明珠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衷，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諭：朕初至闕里，禮典既成，意欲遍覽圣跡。著衍圣公、山東巡撫及講書官引駕。”于是，玄燁在孔毓圻等恭陪下，再次來到大成殿，瞻仰孔子圣像，觀覽祭祀禮器。又召孔氏子孫入殿中，慰諭說：“至圣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圣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與前代。所有曲柄黃傘，留有余地之廟中，以示朕尊圣之意。”曲柄黃傘是御前常用之物。翰林院五經博士孔毓珽起接，恭置殿中。衍圣公孔毓圻率五氏子孫謝恩，群呼萬歲。
玄燁出殿，又到圣跡殿，觀看了《圣跡圖》及前代碑刻。隨后，觀覽先圣孔子手植檜，御制《古檜賦》，并賦詩一章。當瀏覽到漢代元置的《百石卒史碑》時，孔尚任奏稱：“百石卒史，即今守廟百戶也。”孔毓圻乘機奏道：“典籍、司樂、管勾等官，皆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臣札委，乞一體題授。”玄燁當即準奏。接著返回詩禮堂，將御制《過闕里詩》賜與孔毓圻等。
此后，又駕幸孔林詣先師墓，行一跪三叩頭，禮酹酒畢，覽林中古跡。徘徊久之，后玄燁入思堂休息，在堂中南向坐，問曰：“此林周圍幾許？”引駕官孔尚任奏：“共地十八頃，今二千余年，族眾日繁，附葬無隙。”玄燁曰：“將如之何？”孔尚任曰：“未免墳積墓壘矣。”玄燁曰：“何不開擴？”孔尚任曰：“上問及此，真臣家千百世子孫之幸。但林外皆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尚望皇上特恩。”玄燁看了看侍臣，微笑數語，即轉曰：“可具本來。”
衍圣公孔毓圻率孔尚任等叩頭謝恩。
玄燁步出思堂，登輦出林門，西發之兗州，衍圣公孔毓圻率孔尚任等跪道左，起見祭酒阿公告訴孔尚任：“上在思堂數語，爾知乎？”
孔尚任說：“不知。”阿公曰：“上云，此秀才好膽子，知朕敬重先師，盡力乞請，既到其家，皆依所奏可也。”
這天，玄燁心中高興，賜衍圣公、五經博士及族人等書籍、貂蟒、銀幣各有差。又敘錄陪祀、觀禮人員：“生員孔衍溥等十五人，準作恩貢，送監讀書；現任官口北道孔興洪，以應陞之缺先用；候選項官蔭生孔興滋等二十三人，舉人孔興璉等六人，并以應得之缺先用；貢生顏光岳等十一人，俟考定職銜時先用；其世襲官員各加一級。
玄燁離曲駐蹕兗州，在行幄中親題“節并松筠”匾額，賜給孔毓圻祖母陶氏，以表示對陶氏培育兒孫的嘉獎。
為了表示對康熙皇帝親臨曲阜的恩典，衍圣公孔毓圻奏請纂修一部歌頌皇帝的典籍，書名就叫《幸魯盛典》，希望使皇帝幸魯之“隆恩異數”廣為傳布，永垂史冊。書成之后，曾進呈皇帝玄燁，并親為之作序。這就是《幸魯盛典》一書的來歷。
后來，玄燁還特旨在北京西山取石材，建造了《大清皇帝御制闕里至圣先師孔子廟碑》碑重六十五噸，成為孔廟中最大的御碑。此碑是從北京經運河運到濟寧，再由濟寧運到曲阜孔廟。
《幸魯盛典》是一部由衍圣公主持編撰的獨特文獻，記載了皇帝駕臨曲阜時的迎駕、駐蹕、釋奠、墓祭、經筵、優渥、送駕等詳細的儀程和經過，對于研究曲阜文史、禮儀程序以及牽涉到的許多歷史人物，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資料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