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處

劉巖? 彭慶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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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城東南6公里，有一古村落名“息陬”，現(xiàn)村內(nèi)孤零零立有清乾隆辛卯年（1771年）“孔子作春秋處”碑刻一通，使人浮想聯(lián)翩。其實(shí)，上了年紀(jì)的曲阜人清晰記得舊時此處原為“春秋書院”，是曲阜著名四大書院之一。

春秋書院，在上世紀(jì)五十年代保存的還較為完整，其規(guī)模為二進(jìn)院落的庭院，南北長42米,東西長35米。大門3 間，二門1 間，門兩旁各有掖門1間。院內(nèi)大殿3間，闊11.25米，進(jìn)深7.12米，綠瓦覆頂，回廊，在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之中甚是壯觀。史料記載，舊時殿內(nèi)上方懸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橫匾一方，上書“春秋書院”；正中神龕內(nèi)供奉至圣先師孔子牌位，左右神龕供奉顏、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間，闊11.25米，進(jìn)深3.20米，灰瓦脊頂。東西配房各3間，灰瓦頂，前出廊，內(nèi)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賢牌位。大門外則立有“孔子作春秋處”石碑。

人們不禁要問：歷史上孔子真的在此作過《春秋》大業(yè)？

歷史淹沒了許多真相，今天我們有必要去探求一番。

曲阜春秋書院，舊時還含有春秋臺、還轅橋、浣筆池，看似有著孔子的足跡，像模像樣像真的。據(jù)考，第一次把“春秋臺”寫入史籍的是南朝人任昉（460～508年），他在《述異記》這樣寫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就此一語，后人便認(rèn)作孔子作《春秋》于此。《曲阜地名志》就這樣記曰：“《曲阜縣志》載：‘春秋書院即春秋臺，在城東南十里西鄒村，士人又謂即息陬。任昉《述異記》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時立廟設(shè)像，以本村市稅為祭祀之用。’”此語不知從何而來，并且“宋”是南朝宋（劉宋）還是趙匡胤的大宋？言語不詳。民國《續(xù)修曲阜縣志》還是比較嚴(yán)謹(jǐn)?shù)模@樣記載到：“相傳此地為孔子作《春秋》處，孔氏族人及附近居民倡修春秋書院，以奉至圣先師。由圣公府委奉祀官春秋致祭。”

此處為祭祀性廟堂古建筑院落毋庸置疑，但初始年代、規(guī)模卻無從考證了。清代曾經(jīng)重修擴(kuò)建。

孔子在此作《春秋》，大概是源于對《史記·孔子世家》一段的誤讀：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wèi)，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jì)此，命也夫！’

子貢趨而進(jìn)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xiāng)，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wèi)，入主蘧（qú）伯玉家。”

集解：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此陬鄉(xiāng)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

有專家考證，這里講的是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前493年），孔子在衛(wèi)國沒有得到衛(wèi)靈公器重，質(zhì)直的孔子就想西去晉國拜見傳說中極富政治智慧的趙簡子（《趙氏孤兒》中的孤兒趙武的孫子）一段故事。

孔子來到黃河岸邊正準(zhǔn)備渡河時，聽說竇鳴犢、舜華被趙簡子殺了，大失所望。悲切地看著滔滔河水感嘆道：“滾滾流水是多么的壯觀啊！我的命不好，注定不能成為弄潮兒了！”弟子子貢聽到后就問：“為什么呢？”孔子感嘆道：“竇鳴犢，舜華是難得的賢才，趙簡子落魄之時得到他倆的幫助；成事之后卻把他倆給殺了。我聽說殺雞取卵的事都能干得出來，麒麟就會躲開；竭澤而漁，蛟龍就不調(diào)合陰陽來興致雨了，傾覆鳥巢毀卵，鳳凰就不愿來這里飛翔。這是為何？不是君子辦的事！那些禽獸對于不義的行為尚且知道避開，何況是我孔丘呢！”于是便回陬鄉(xiāng)休息，期間創(chuàng)作了《陬操》的琴曲來哀掉竇鳴犢、舜華兩位賢人。隨后又回到衛(wèi)國，寄住在蘧伯玉家。

《世家》記錄孔子這一段的活動為：離開衛(wèi)國，欲西見趙簡子，不得，遂回到衛(wèi)國。這里并沒有提到魯國。

古人皆未指出此時的孔子返回了魯國的陬邑，不知為什么，至清時曲阜當(dāng)?shù)厝藥е烂畹牟孪耄妒前芽鬃咏壖艿酱说亍＿@極有可能是陬邑人的誤讀，或故意而為之，把魯國陬邑“西鄒村”（一作“西鄹村”）改作“息陬”之名以示紀(jì)念，又附會出是作《春秋》之地。

民國《續(xù)修曲阜縣志》又記：“息陬集捐收入為常年祭費(fèi)，今于祭費(fèi)之余附設(shè)明德小學(xué)。”這是1934年的事，春秋書院改為明德中學(xué)附屬小學(xué)。自此春秋書院，具備了祭祀和教育的雙重功能。

在1956年，中央政府組織了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曲阜作為文物重點(diǎn)地區(qū)也積極參與其中。當(dāng)時的普查記錄寫到：春秋臺殘高2米，南北15米，東西14米。春秋書院有大門3間，二門1間，左右掖門各1間；大殿5間，卷棚3間，東西配房各3間。東西小院有“官廳”、“神廚”及守廟人宿舍。

東西小院有“官廳”、“神廚”及守廟人宿舍因年久失修，棄之不用，后逐漸傾塌貽盡。大殿、卷棚等建筑也是如此，至上世紀(jì)八十年代，院落的地基逐漸被村民占用為民房。“孔子作春秋處”石碑及傳說中的“還轅橋”、“浣筆池”僅僅作為春秋書院的文化坐標(biāo)了。

這里還想談?wù)勱P(guān)于孔子作《春秋》的事。

孔子作《春秋》似乎已成定論，特別是儒家學(xué)派的奠基者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此言一出，權(quán)威至極，后人大都認(rèn)為《春秋》一書為孔子所作，成為千真萬確的事。

司馬遷也堅信此說，《史記》載：“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但也有不同的見解，《左傳》作者左丘明、《公羊傳》的作者公羊高則認(rèn)為孔子是“修”《春秋》。所以，對孔子作《春秋》，歷史上也不乏質(zhì)疑之聲，只是此聲說的比較委婉，可能是懼怕背負(fù)得罪圣人的名聲吧。孔子說過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是“述而不作”，《春秋》所記跨度達(dá)242年魯國之大事，太史官非一人所能及是不爭的事實(shí)。況且，孔子不是魯史官。孔穎達(dá)就明確指出：“時史有同異，非仲尼所皆貶”（《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dá)疏）。

今人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有詳盡的辨析。他總結(jié)道：“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guān)，僅僅因?yàn)榭浊鹩眠^魯《春秋》教授過弟子。”想想也是，孔子開設(shè)“六藝”中的歷史課——《書》，極有可能含有魯國史《春秋》的成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就是孔子的教材，歷史和當(dāng)代史孔子都要講，不回避，這是教育大師的風(fēng)范，也是孔子的風(fēng)骨。

總之，此地作為一處文化景物，寄托著人們美好的愿望，極富人文價值，今人對它憑吊觀瞻還是很有必要的，畢竟先人們對它付出過情感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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