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繼新? 王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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塤（xūn），古代吹奏樂器，屬八音之一土類。陶制、空心，故又名“陶塤”，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其形狀有圓坨形、管形、橢圓形數種。
在先秦時期，塤為重要的樂器之一，《詩經·何人斯》有“伯氏吹塤”之句。《爾雅·釋名》注中談到了塤的形制：“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孔廟樂懸中曾經用過五音孔和六音孔兩種形制的塤。五孔塤是除吹孔外，前面有三個音孔，分布于上、左、右；背面有兩個音孔。六孔塤的造型是除吹孔外，前面有四個音孔，分布于上、下各有兩個；背面有兩個音孔。《文廟祀典考》記載，孔廟祭祀禮樂“陽月用黃鐘塤”，“陰月用大呂塤”。黃鐘塤應律管，形制律分是：內高二寸二分三厘，腰內徑一寸七分一厘七毫，底內徑一寸一分六厘八毫。大呂塤應呂管，其形制律分是：內高二寸一分三厘三毫，腰內徑一寸六分四厘二毫，底內徑一寸一分一厘七毫。塤身漆以朱，繪金色云龍，底懸五彩旒蘇。在合樂時，樂生雙手捧塤吹奏。
塤的具體演奏方法，《圣門樂志》說：
吹時先以兩手名指曲蟠塤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并閉五竅，兩大指按后二孔，兩食指按前上二孔，右中指按前下一孔，平氣俯唇輕而吹之，則為黃鐘律，譜以“四”字應；微仰更加氣則為姑洗律，譜以“一”字應；抑極重吹則為中呂律，譜以“上”字應；放前上右一孔則為林鐘律，譜以“尺”字應；凡放“尺”字，余孔俱閉。放前下一孔，則南呂律，譜以“工”字應；凡放“工”字，止閉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則為應鐘律，譜以“凡”字應；若放“凡”字，止閉五六字。放后左一孔，則為清黃律，譜以“六”字應；凡放“六”字，止閉“五”字。放右一孔，則為清大律，譜以“五”字應；凡放“五”字，余孔盡閉。此器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蹙唇，徐噓。
古人吹塤，講究氣口，急吹則音不響，緩吹則音不洪亮。只有仰口蹙唇而徐噓，方為善法。
塤是我國古老的樂器之一。
在今浙江杭州灣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一音孔”陶塤，是七千年前的先民所造。陜西半坡遺址也曾出土有六千年以前的陶塤。山西省博物館藏有1931年間，萬泉縣荊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三枚陶塤，其中有呈筒形的一孔塤；有呈橢圓形的二孔塤；以及呈扁圓形的三孔塤。我國殷商時期的音樂文化比較發達，河南省輝縣琉璃閣區殷代墓葬，出土的一大一小兩個陶塤，都是五個孔，一個吹孔的“六孔塤”，可發出各種音。這說明，殷代我國的音律水平已經很高了。
殷商以來，陶塤大多為平底或鵝卵狀。這時期，雖然外形尚未定制，但由于按音孔的增加而吹奏的音列也就不同，所以，對于制造工藝及其形制的要求，便愈加考究。在演奏技巧方面亦漸有提高。比如，唇有俯仰，氣有疾緩。依靠俯吹、仰吹、輕吹、重吹，以及氣口變換，并以音孔開閉而取得不同音高等等。
古塤在孔廟祭祀樂舞的管弦樂器編配中，是以其特有的音色、音域等性能，在高音篪、笛及簫等管樂器中發揮了銜接性的和諧效能，使管樂眾聲渾然一體。因此古代人常以塤、篪合奏。
塤，因其形制大小，而有“雅塤”和“頌塤”之稱。這是因為形制大小而有其音高和音色的不同，這也是為了適應祭孔活動在春夏秋冬四季，使用不同宮調演奏的需要。我們可以通過孔廟沿用的六孔和七孔陶，對照古代一孔、二孔、三孔以及后來的六孔等各種不同形制的塤，作一比較，其古塤的演變與發展，可以劃分為“食獵實用期”、“原始型旋律吹奏期”和“固定音程關系期”。
殷代是我國十二平均律趨向完備的歷史時期。殷墓出土的六孔塤，是這一樂器已經發展到具有固定音程關系和一定音階序列的時期。這時期的陶塤，是以吹奏各種旋律為其顯著特點，是在各種合奏與伴奏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具有特殊色彩的民族樂器的相對高級階段。因此，也推動了十二平均律體系及其學說的定完善。同時，律學的發展又促進了殷商及西周之際音樂文化和樂器的發展。
古代人民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不僅總結了八音樂器的方法和制造工藝，同時也總結了器樂的審美學說。比如樂隊中向來以八音配套，不得有缺，這是來自人們對樂器聲音的形象意識。荀子認為：“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肅和，筦、簫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
早在西周時期的各種祭祀活動或大型樂舞表演，都有編制龐大的樂隊，八音和鳴，聲應相保。把音樂的和諧之美感充分表達出來。
中國古代所說的“和”，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魏絳所說的“樂以德”，伶州鳩以為“平和之聲”可以“中德”，晏子認為和的音樂“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自孔子起，把音樂與仁德聯系起來，他說“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還十分重視音樂對社會和人身修養的作用，他的“興觀群怨”的思想雖然指的是詩，但與音樂也分不開。興是發動、鼓舞，指感染作用；觀，是觀風俗之盛衰，指認識作用；群，是互相影響，溝通人心，指教育作用；怨，是怨刺上政，譴責不良政治，指批評作用。孔子的“成于樂”的思想，則是指音樂對個人的修養而言，是說通過學習音樂造就一個完善的人。孔子提出的文質統一的思想也適用于音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內容掩蓋形式就顯得粗野，形式勝過內容則流于浮華，“文質彬彬”才是理想境界。美與善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都是孔子中庸思想在音樂觀中的具體體現，他的“中庸之為德”的思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批評標準，對后代的形響很深。
孟子是儒家學說的第二個代表人物，在音樂的教育作用方面，他的見解比孔子進了一步，認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他看到了音樂比語言具有更為強烈的染力，這就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音樂啟動人心、陶冶性情的巨大社會功能。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個代表人物，他認為音樂要合乎“禮”，他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在音樂的社會作用方面，荀子與孔孟的看法相近，也強調“和”的功能：“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荀子的音樂思想，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樂論》中。
塤，為八音之一，在隆重而盛大的合樂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時至今日，一些音樂工作者，仍對古塤加以研究，譜寫了以塤吹奏的樂曲，使塤這一古老的樂器，迎來了又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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