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芳? 陳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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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市石門山鎮大廟村村北，舊有一通“儀制令”石碑，現已大部深埋地下，但石碑上部正中豎刻“儀制令”三個大字清晰可見。經過簡單的挖掘，左側從上往下豎刻的小字“少避老，來避去”，右側的“賤避貴，輕避重”暴露出來。原來此碑所刻內容為唐宋時期流行的出行法令，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交通法規”。
它儼然成為一位老者，默默地向今天的人們展示著曾經的履歷與尊嚴。
??? “儀制”是古代朝廷頒布的法規禮節，即全社會奉行的禮儀制度，西周時就已發端，后世稱之為“周禮”；“令”即命令，是人們必須遵守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各種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規。“儀制令”出自于盛唐時期的《大唐開元禮》。而《大唐開元禮》內容宏富，涵括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所述禮儀以皇帝為中心的國家典禮儀制為主，兼及地方政府祭儀及百姓家庭吉兇之禮儀。說白了，就是皇家祭天地、先祖，地方祭社稷，百姓婚喪嫁娶以及出行的禮儀標準。它是我國古代對全體官民的社會行為的禮儀性規范條令，借以維持嚴明的等級秩序。
唐代是我國經濟、文化大繁榮時代，史稱“盛唐”。特別是唐太宗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人們安居樂業。《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載，經過貞觀之制“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如此景象可以想象，商賈云集的長安城是何等的擁擠，城門堵塞的情況等會時常發生，給道路通行立個規矩也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唐貞觀十一年（637年），由時任監察御史的馬周參與制定的《唐律·儀制令》頒發了。其中有行人進入長安城必須“入由左，出由右”的規定，即進城門必須靠左邊行走，出城門則必須靠右行走。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們見到最早的出行交通規則，影響至今。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唐律·儀制令》，為唐開元二十年（732年）頒布的《開元禮·序例下》所載。它包括了“衣服、齋戒、祈禱、雜制”四個方面，有上千個條文。載記了唐代社會生活制度，以律、令、格、式的法律體系涵蓋了民事、刑事和經濟等各方面，同時也包含了交通管理方面的內容。“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就列在“雜制”項中。但彼時此項令文僅僅存在于紙本之中，定會張貼于各地城門要道。
真正廣泛榜刻《儀制令》，始于五代時期。《五代會要》卷二十五“道路”記載：后唐之長興二年（931年）八月敕“朕聞教化之本，禮讓為先，欲設規程，在循典故。蓋以中興之始，兆庶初安，將使知方，所以漸誘。準《儀制令》：道路街巷，賤避貴，少避長，重避輕，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于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聞見。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各遍下管內縣鎮，準舊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于要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碑，曉喻路人。委本縣所由官司，共切廵察。有敢犯者，科違敕之斤罪。貴在所為簡易，所化萬人，既禮教興行，則風俗淳厚。庶皆順序，益致和平。”據專家學者推測，此時所謂“道路、要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碑”大多應為木質，否則將會有大量該時留存。
歷史走到大宋朝，我國又迎來經濟繁榮期，此時應是榜刻《儀制令》的盛行期。由于當時物流通商的需要，交通工具混雜，大的有車、轎、牲口等，小的有肩擔背扛，快慢不均。車類主要有太平車、囚車、獨輪車等；轎子類主要有山轎、兜轎、涼轎、暖轎等；牲口類主要有馬、牛、驢、騾等。面對交通工具如此混雜、秩序如此混亂的局面，《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及《冊府元龜·帝王部·興教化·榜刻儀制令（四條）》均記有大理寺丞孔承恭上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重避輕，去避來。’望令兩京、諸道，各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違者，論如律。應可興禮讓而厚風俗。”由是，《儀制令》“興禮讓而厚風俗”的教化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是合理化建議，可行，宋太宗聽從了他。于是下令京都開封及全國各州，必須在城內各交通要道口懸掛木牌（當然也不排除有石刻），寫上《儀制令》相關內容，以此作為出行規則，要求百姓嚴格執行。南宋后《儀制令》由各州擴大到各縣，又由懸掛木牌逐漸發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曲阜的這通石碑理應是在此時所立，就目前全國《儀制令》碑石遺存來看，還未發現年代更早的。國內發現并保存至今的儀制令碑為數不多，碑上的內容大多是“賤避貴,輕避重,少避老,去避來”通俗易懂，個別碑文有“老”和“長”之別，其意思是一致的。
所謂“賤避貴”，指一切行人車馬皆避官轎、驛騎、郵車，奴仆及苦力人等給官吏、貴人、主人讓路。貴與賤是相對的，是個人物的縣長路逢州長立馬靠邊，這就是下位人給上位人讓路，體現出古代等級觀念。“少避長”是指年輕人讓路于年長者，體現出古代文明；“輕避重”是指輕身輕騎讓路于負重者，體現出古代人文關懷。“去避來”的來者為客人，去者指離開家庭或鄉里未遠行者，相對來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應為客人讓路，體現出古人謙恭禮讓。據南宋謝深甫監修《慶元條法事類》“去避來”還指“避自我后來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故耳,故當相避爾。”
關于“去避來”的含義，自古人們見解頗多。
《玉壺清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宋時大理寺丞孔承恭向太宗皇帝建議，要把《儀制令》四條交通令文，置立木牌明文于各地官道驛站。一日，太宗帝問孔承恭說道：“令文中賤貴、少長、重輕、各自相避禮讓全活了，唐人何必再來一個‘去避來’？這又出于什么目的？”孔承恭答道：“目的就是溫馨提示于去與來者，應相互避讓。”太宗說：“不可能吧，大家都一起相互避讓，躊躇不前，如此一來豈不造成交通堵塞，哪能一一必須相互避讓呢？恐怕是法規設計者另有他意。”站在一旁的大臣文豹說道：“此舉正是教化人們身在路途要有謙讓風范，承恭之說是矣。”無論何種解釋，去避來的觀念反映出古人謙恭禮讓的行路風貌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規則，自古以來就是社會生活要求。
反觀今天，雖然交通法規日臻完善，但路怒癥的大量出現破壞了社會的某種和諧，人與人之間缺失了應有的尊重與謙讓。古人尚能尊敬老人、謙虛克己、為他人著想，做到互相謙讓，為什么現代人不能做得更好呢？可見，《儀制令》碑石遺存，對現今的人們依然有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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