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慶濤? 敖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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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舊藏有許多歷代衍圣公畫像，其中一幅七十六代衍圣公的衣冠像，因其人尚近,爭議頗多,故而格外引人矚目。畫中的這位衍圣公，頭戴朝帽，身著官服，項掛朝珠，神情莊重地端坐于虎皮圈椅之中，他便是近代而逝的衍圣公孔令貽。
孔令貽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歷史變革中，究竟是如何表現的呢？
孔令貽，字谷孫，號燕庭，孔子七十六代嫡孫，4歲喪父，5歲襲封衍圣公。光緒十四年（1888年），年滿十六歲首次入朝覲見。
不久，告假回闕里與吏部右侍郎孫毓汶之女成婚。光緒十五年(1889年)，奉諭為翰林院侍講，正式主持衍圣公府府務。光緒十八年 (1892年)，署理四氏學堂學務。
孔令貽作為孔子嫡系子孫，自然站在了傳統文化的陣營前線，在晚晴洋務大興之時，他堅決反對洋務。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西方傳教士欲在曲阜古泮池興建教堂。他便與曲阜知縣及當地士紳戮力同心，在古泮池北岸建立“文昌祠”，以示對傳教士的分庭抗禮。此東西方文化碰撞事件，在當地引起巨大反響。
除了反對洋務外，作為衍圣公的孔令貽，政治上還是一位堅定的保皇派。民國初年，地方推舉他為國會議員，孔令貽卻堅決不就；1912年2月，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他卻上書恭賀。次年，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并準予衍圣公仍然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并向其頒發“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1915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是年8月14日，其心腹謀士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孔令貽也積極參與其中，甚至被推舉為“名譽理事”，并擔任教育界請愿團理事長，代表教育界支持袁世凱稱帝。袁復辟后，更是冊封孔令貽為“郡王”，以示功勛。不久，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白日夢無情破碎。康有為又在此時提出“孔教為中國之基礎”的言論，孔令貽此時立刻通電回應道“請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7月，張勛擁末代皇帝溥儀復辟，他又忙發賀電，稱這是“日月重光”、“普天同慶”，甚至準備好巨款在曲阜為張勛建“生祠”，還撰寫了“生祠啟”，后因張勛復辟迅速失敗作罷。1919年，入京為廢帝溥儀祝壽，被賞賜“紫禁城騎馬”。
或許許多人會責備孔令貽，無論是反對洋務還是擁護帝制，都是逆歷史潮流的愚蠢行為。然而，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文化因素，作為正統文化代言人，這些行為都不難理解，我們在責怪他的同時，不妨從他的角度思考，以理解種種行為。縱然孔令貽曾有諸多有違歷史規律的舉動，卻仍舊做出了一些難以抹殺的歷史功績，這一功績主要體現在教育方面。
曲阜原有孔、顏、曾、孟四氏學，是為培養孔、顏、曾、孟四氏子弟而設立的專學。清末，“預備立憲”風聲漸起，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蔚然成風，山東巡撫楊士驤將考院改辦新式師范。而四氏學亦更名為“曲阜縣官立四氏初級完全師范學堂”，額定學生一百名。同年，楊士驤向光緒帝保薦衍圣公孔令貽為學堂總理。孔令貽任學堂總理后，躬親在堂，督率教習，勤于功課教授。同時，他以衍圣公府所得捐納功名的巨款，再加上聯合曲阜四鄉、十六社、六十戶族人募集的二萬余千文京錢，在十六社各立初等小學堂一所；城內立高等小學堂一所。當時《東方》雜志二卷六期上贊譽曰：“曲阜孔上公熱心教育，捐巨款創辦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皇帝載湉命孔令貽稽查山東全省學務，先后到濟南、泰安、兗州、濟寧及萊州、膠州、登州、青州等考察，“周歷各郡縣，召集生徒，誨以明人倫、崇正學，期有合于立人達人之旨。”
這一年5月孔令貽請訓出京，6月2日到達山東省城，這時正是各學堂的暑假時間，便與巡撫楊士驤一起研究學務辦法，并調查本省辦學各項案卷，共商育材之道。他提出：“育材之道，以培植根本為先，辦學之方，以考核實際為主。東西各國于學術進步之事，彼此擇善而師，然于本國獨擅優勝之學，賴以團結國家人民者，學校中必注意教授，弗使失傳。故新學新理，互相發明，而其國民性質，雖經各種陶染，示旨屹不少變。中國數千年來，以文學經術立國，垂教久遠，現雖設立學堂，于圖、算、理、化各科，史跡時務故事，分門講肄，期于一變從學者固陋，養成通達之材，使非文學經術確有造詣。雖科學得有門，經亦惟習其藝而昧其理，知其細而忘其大，則改良學校之謂何哉？至辦學經費皆有公私等集，核其成數，因不如他省之多，然必會計精詳，勿使浮濫，庶足以推廣教育，將隨地興學之效。”
孔令貽從新學中看出了重視具體技藝而清根本理論精神探求，掌握細小知識而輕視了博大的傳統繼承，在今天仍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8月間他會同吳廷斌，分期親往稽查省城所設各項學堂。于功課，則注重經史國文的教學；于規制，則兼核度支財政各事。其中注重經史國文教育是對當時重視西方自然科學的補充，當今來看，重理輕文的情況也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社會科學的意義。而檢核度支財政，這在茍延殘踹的晚晴，不得不說是英明的教育舉措，在當下亦有現實意義。
在稽查過程，發現好的人和事便及時予以表揚，如前署理山東提學使方延年，曾經兩次出洋考查學務，洞晰教理，講授起來精神斐然；新署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才學精實，辦事極能認真等，都得到他的表揚。一個曾外探洋務之人，得到孔令貽的贊許，可見孔令貽并非全然排外，依舊對西方教育先進之處充滿興趣，更可看出他對教育事業的一片熱心。
9月11日稽查完省城及濟南府各學堂后，孔令貽隨即由泰安府到濟寧州、兗州府，一路稽查而行。每到一處，一定按照所持宗旨，悉心考核。對于學堂上的講義，則必細加觀覽，如有授受不合格者，立即示之以改良之策。而經費出入情況，則也必須核對賬簿，逐款咨詢詳情。對于各學堂名稱，乃至校員出生、姓名、籍貫以及所任科目、時間、學生情況、家中情況等等，孔令貽都是會同遴委諳習學務人員，分往稽查，逐一填注統計表，并使加以匯核報告。可見孔令貽辦學督學的求實精神，著實令人敬佩。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孔令貽再次由曲阜進省城濟南，然后，赴青州、登州、萊州三府及膠州直隸州稽四屬學務。這次查視至四月底完畢。他稱贊登、青、萊三府舊盛科名，文學之風獨冠他郡，且地饒、海線交流，知識見聞較廣，故生徒國文程度平均考核優者居多，而各項科學似亦領悟頗易。
此外，除教育的卓越貢獻外，1912年，在他的倡議和資助下，曲阜縣做了一件利民之舉，興辦了接種牛痘的防疫機構。
1919年秋赴京，為繼配陶氏之父陶式送殯，突發背疽，醫治無效，11月8日病逝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逝者已久，孔令貽的畫像依然保存在孔府內，許多介紹孔府的圖書中刊載過此畫像，每每見之，都會引起某種思索，雖然，孔令貽作為傳統公爵的代表，擺脫不了維護傳統的保守立場，甚至曾有擁護復辟帝制的舉動，但這些卻不足以遮掩他作為一代至圣先師的后裔，對于教育事業的悉心耕作所做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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