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慶濤? 敖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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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舊藏有許多歷代衍圣公畫像,其中一幅七十六代衍圣公的衣冠像,因其人尚近,爭議頗多,故而格外引人矚目。畫中的這位衍圣公,頭戴朝帽,身著官服,項掛朝珠,神情莊重地端坐于虎皮圈椅之中,他便是近代而逝的衍圣公孔令貽。
孔令貽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歷史變革中,究竟是如何表現的呢?
孔令貽,字谷孫,號燕庭,孔子七十六代嫡孫,4歲喪父,5歲襲封衍圣公。光緒十四年(1888年),年滿十六歲首次入朝覲見。
不久,告假回闕里與吏部右侍郎孫毓汶之女成婚。光緒十五年(1889年),奉諭為翰林院侍講,正式主持衍圣公府府務。光緒十八年 (1892年),署理四氏學堂學務。
孔令貽作為孔子嫡系子孫,自然站在了傳統文化的陣營前線,在晚晴洋務大興之時,他堅決反對洋務。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西方傳教士欲在曲阜古泮池興建教堂。他便與曲阜知縣及當地士紳戮力同心,在古泮池北岸建立“文昌祠”,以示對傳教士的分庭抗禮。此東西方文化碰撞事件,在當地引起巨大反響。
除了反對洋務外,作為衍圣公的孔令貽,政治上還是一位堅定的保皇派。民國初年,地方推舉他為國會議員,孔令貽卻堅決不就;1912年2月,袁世凱就職臨時大總統,他卻上書恭賀。次年,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并準予衍圣公仍然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并向其頒發“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1915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是年8月14日,其心腹謀士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孔令貽也積極參與其中,甚至被推舉為“名譽理事”,并擔任教育界請愿團理事長,代表教育界支持袁世凱稱帝。袁復辟后,更是冊封孔令貽為“郡王”,以示功勛。不久,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白日夢無情破碎。康有為又在此時提出“孔教為中國之基礎”的言論,孔令貽此時立刻通電回應道“請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7月,張勛擁末代皇帝溥儀復辟,他又忙發賀電,稱這是“日月重光”、“普天同慶”,甚至準備好巨款在曲阜為張勛建“生祠”,還撰寫了“生祠啟”,后因張勛復辟迅速失敗作罷。1919年,入京為廢帝溥儀祝壽,被賞賜“紫禁城騎馬”。
或許許多人會責備孔令貽,無論是反對洋務還是擁護帝制,都是逆歷史潮流的愚蠢行為。然而,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文化因素,作為正統文化代言人,這些行為都不難理解,我們在責怪他的同時,不妨從他的角度思考,以理解種種行為。縱然孔令貽曾有諸多有違歷史規律的舉動,卻仍舊做出了一些難以抹殺的歷史功績,這一功績主要體現在教育方面。
曲阜原有孔、顏、曾、孟四氏學,是為培養孔、顏、曾、孟四氏子弟而設立的專學。清末,“預備立憲”風聲漸起,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蔚然成風,山東巡撫楊士驤將考院改辦新式師范。而四氏學亦更名為“曲阜縣官立四氏初級完全師范學堂”,額定學生一百名。同年,楊士驤向光緒帝保薦衍圣公孔令貽為學堂總理。孔令貽任學堂總理后,躬親在堂,督率教習,勤于功課教授。同時,他以衍圣公府所得捐納功名的巨款,再加上聯合曲阜四鄉、十六社、六十戶族人募集的二萬余千文京錢,在十六社各立初等小學堂一所;城內立高等小學堂一所。當時《東方》雜志二卷六期上贊譽曰:“曲阜孔上公熱心教育,捐巨款創辦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皇帝載湉命孔令貽稽查山東全省學務,先后到濟南、泰安、兗州、濟寧及萊州、膠州、登州、青州等考察,“周歷各郡縣,召集生徒,誨以明人倫、崇正學,期有合于立人達人之旨。”
這一年5月孔令貽請訓出京,6月2日到達山東省城,這時正是各學堂的暑假時間,便與巡撫楊士驤一起研究學務辦法,并調查本省辦學各項案卷,共商育材之道。他提出:“育材之道,以培植根本為先,辦學之方,以考核實際為主。東西各國于學術進步之事,彼此擇善而師,然于本國獨擅優勝之學,賴以團結國家人民者,學校中必注意教授,弗使失傳。故新學新理,互相發明,而其國民性質,雖經各種陶染,示旨屹不少變。中國數千年來,以文學經術立國,垂教久遠,現雖設立學堂,于圖、算、理、化各科,史跡時務故事,分門講肄,期于一變從學者固陋,養成通達之材,使非文學經術確有造詣。雖科學得有門,經亦惟習其藝而昧其理,知其細而忘其大,則改良學校之謂何哉?至辦學經費皆有公私等集,核其成數,因不如他省之多,然必會計精詳,勿使浮濫,庶足以推廣教育,將隨地興學之效。”
孔令貽從新學中看出了重視具體技藝而清根本理論精神探求,掌握細小知識而輕視了博大的傳統繼承,在今天仍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8月間他會同吳廷斌,分期親往稽查省城所設各項學堂。于功課,則注重經史國文的教學;于規制,則兼核度支財政各事。其中注重經史國文教育是對當時重視西方自然科學的補充,當今來看,重理輕文的情況也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社會科學的意義。而檢核度支財政,這在茍延殘踹的晚晴,不得不說是英明的教育舉措,在當下亦有現實意義。
在稽查過程,發現好的人和事便及時予以表揚,如前署理山東提學使方延年,曾經兩次出洋考查學務,洞晰教理,講授起來精神斐然;新署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才學精實,辦事極能認真等,都得到他的表揚。一個曾外探洋務之人,得到孔令貽的贊許,可見孔令貽并非全然排外,依舊對西方教育先進之處充滿興趣,更可看出他對教育事業的一片熱心。
9月11日稽查完省城及濟南府各學堂后,孔令貽隨即由泰安府到濟寧州、兗州府,一路稽查而行。每到一處,一定按照所持宗旨,悉心考核。對于學堂上的講義,則必細加觀覽,如有授受不合格者,立即示之以改良之策。而經費出入情況,則也必須核對賬簿,逐款咨詢詳情。對于各學堂名稱,乃至校員出生、姓名、籍貫以及所任科目、時間、學生情況、家中情況等等,孔令貽都是會同遴委諳習學務人員,分往稽查,逐一填注統計表,并使加以匯核報告。可見孔令貽辦學督學的求實精神,著實令人敬佩。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孔令貽再次由曲阜進省城濟南,然后,赴青州、登州、萊州三府及膠州直隸州稽四屬學務。這次查視至四月底完畢。他稱贊登、青、萊三府舊盛科名,文學之風獨冠他郡,且地饒、海線交流,知識見聞較廣,故生徒國文程度平均考核優者居多,而各項科學似亦領悟頗易。
此外,除教育的卓越貢獻外,1912年,在他的倡議和資助下,曲阜縣做了一件利民之舉,興辦了接種牛痘的防疫機構。
1919年秋赴京,為繼配陶氏之父陶式送殯,突發背疽,醫治無效,11月8日病逝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逝者已久,孔令貽的畫像依然保存在孔府內,許多介紹孔府的圖書中刊載過此畫像,每每見之,都會引起某種思索,雖然,孔令貽作為傳統公爵的代表,擺脫不了維護傳統的保守立場,甚至曾有擁護復辟帝制的舉動,但這些卻不足以遮掩他作為一代至圣先師的后裔,對于教育事業的悉心耕作所做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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