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主導了我國兩千余年的社會禮俗，而對喪葬習俗的影響尤為深遠，它所倡導的“孝道”倫理和“禮”制，是中國傳統喪葬觀念的核心。儒家提倡“孝道”，所謂“百事孝為先”，導致了厚葬久喪；“禮”作為一種等級制度，造就了繁縟的喪葬儀式程序。同時，厚葬久喪又是后世儒家諸禮之中的最重要成分，是評價其后人對逝者的情感價值、倫理觀念的道德準則。
△孔子
早在春秋以前的商周時期，社會上就已經有了厚葬的習俗。但孔子在世時提倡依禮而葬，并不完全主張厚葬，這在一些先秦史料文獻中都有諸多的記述。
《禮記·檀弓》載：“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茍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大意是：子游向孔子問及送終有什么樣的標準，孔子說：“這要看家庭經濟狀況如何，應與之相當為宜。”子游說：“家庭的富有與貧窮，怎樣才能體現出合乎標準？”孔子說：“家境殷實，就不能不具備所有禮儀，但不可過分追求。如果家道貧寒，只要衣衾足以藏裹形體，斂畢既葬，不使用其他的輔助工具，用手拉著繩子懸棺而葬，這樣盡力而為，人們難道還會去責備他失禮嗎？”同義的記載還有子路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記·檀弓》還記有孔子弟子有子向曾子詢問有關孔子對喪葬的看法，“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原來，孔子在魯國時，看到南宮敬叔喪失了官位后就用大量的財寶賄賂，以求祿位；周游列國至宋國時，見到桓司馬親自設計石槨，匠人們耗費了三年的時間還沒有雕琢完成。孔子深有感觸，認為他們都不合乎于禮，憤憤地說：“一個人失去了官位以后，還不如讓他盡快地貧賤掉；一個人為自己死后忙碌，竟然是這樣地奢侈，還不如讓他在墳墓中盡快地腐朽去。”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孔子的喪葬理念，即把“禮”與“孝”的世俗內容與喪葬觀念緊密結合，產生了“喪具”上的社會等級差別與行為上孝道的統一。所倡導的喪葬標準是因人而宜，“有”必備且過，“亡”則簡而有序，符合客觀實際，合乎社會情理，呈現出現代意義上的人性化。在《論語·學而》中，孔子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喪葬觀，提出了“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主張。意思是要謹慎地辦理一切喪事，并要追本思源，認清自己的身世，吊念遠古的祖先，這樣才能使眾人不相互攀比，以喚起社會民眾的認同感。各司其職，各歸己屬，民心不散，自然而然地道德的力量終歸于忠厚。可見孔子是不提倡厚葬的。
關于久喪，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這里只是宏觀地泛指社會自然人的生死輪回的感情回報，僅僅肯定了久喪的合理性，極力倡導人們都用久喪的形式哀悼死去的親人。但是，“三年之喪”在儒家喪葬禮儀中只所以成為重要的一套儀式，并在歷代喪葬儀禮中，被推崇備至，沿用不衰，是后世儒家對孔子思想的推崇演變而致的。《淮南子·氾論訓》指出：“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是片面地解讀了孔子。孔子主張三年之久喪，但不推崇厚葬。三年喪俗觀念的確立，它所表達的不僅符合人類的情感需要，還顯示出倫理道德范疇的準則。
在后來的儒家文化發展中，凸顯出“孝道”的合理性，并逐漸強調了厚葬的重要性。在《孟子·公孫丑下》中，記載了孟子厚葬母親的故事：
孟子從齊國回到魯國安葬母親后返回齊國。弟子充虞不理解為什么孟子要制作那么精美的棺槨埋葬其母，孟子回答說：“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后盡于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這是孟子在失去自己的親人后，對喪葬禮俗觀念的真情告白。孟子上述話語的意思是說，早期對于棺槨用木的尺寸沒有具體規定；后來規定了棺木厚七寸，槨木以棺木的厚度相應為宜。從天子到一般百姓，講究棺木的質量并非僅僅為了美觀，而是因為要這樣才能盡到孝心。為了符合禮制要求，不能夠用上等木材做棺木，心里不滿意；沒有財力用上等木材做棺材，亦不稱心。既為禮制允許又有一定的財力，才追求棺材的質量，古人都是這么做的，我又怎么不可以呢？況且這樣做是為了泥土不玷污死者的尸體，難道孝子之心就不能這樣得到一點滿足嗎？我聽說過，君子是不能因為天下大事而節儉用在父母身上的錢財。
我們知道孟母是一位偉大的母親，為了讓孟子成才，在孟子的教育上花費了很多心血。所以，當母親去世時，孟子是極其悲痛的，把棺槨做得好一點以體現“孝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孟子》一書之所以記載這一事件，絕不僅是為了孟子給母親做上等棺槨作一般意義的解釋，而是為了表達孟子的喪葬觀：在安葬父母時，為了盡孝，只要是在禮制和財力兩方面許可下，應該盡力做得更好一些，甚至不惜錢財，力求厚葬。
△曾子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喪葬文化觀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孔子重視的是內在情感方面的滿足，而在物質方面沒有過多的要求，不贊成喪葬鋪張浪費。而孟子則認為“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主張厚葬。
在喪葬禮儀發展過程中，“慎終追遠”成為儒家喪葬觀中的一條重要理論，并被后人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內涵，諸如哀死思親、厚葬久喪、事亡如存、祈求冥福、蔭庇子孫等等。儒家不僅在其理論上構建了厚葬的喪葬觀，而且在行動上身體力行，使其垂范效應并深深地影響了后世之人。
孔子后裔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遵循者，在喪葬禮儀的傳承中包含了諸多的古代禮制要素，最具有代表性，可謂是中國古代祭祀文化的活化石、喪葬禮俗的模范。誠如《孔子世家譜》中所言：“宗法，古禮也，三代以降，存者鮮矣，惟我孔氏世受封爵，主奉祀事，歷歷相傳，秩然不紊。”
儒家喪葬觀影響至今，深深地嵌入我們中華民族的記憶之中。喪葬習俗中雖然含有許多迷信的荒誕、愚昧和封建的陋規、惡習等糟粕，但富有真切的情感因素。我們以辯證的眼光追本溯源，去蕪取精，審視儒家喪葬在歷史上禮儀習俗沿革的損益，認知孔林墓地喪葬禮儀遺存，探究其中的文化內涵，對于我們了解民族歷史文化與孔林墓地文化發展史還是十分必要的。
△曲阜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