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祖孔伋

孔子是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孟子則弘揚和發(fā)展了孔子學說，在儒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地位。其實，在孔、孟之間，還有一位在當時頗負盛名的儒學領袖，他就是孔子的嫡孫子思。子思之學上承孔子，下啟孟子，同樣對儒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后人尊稱他為“述圣”。

《史記·孔子世家》說：“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

孔伋幼年，父死母改嫁，孤苦伶仃，依祖父孔子生活，受祖父熏陶，從小好學。關于孔伋早期的行跡，《闕里志》、《闕里文獻考》、《曲阜縣志》等書中，都有類似的記述。

《曲阜縣志·圣跡》記載：子思“幼侍孔子，孔子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 ：‘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及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第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yè)，其克昌乎。’”孔子的晚景是很凄涼的，一次孔子閑坐，回想自己，一生坎坷，游覓列國，政治主張終不被采納，政治抱負終無法施展；晚年喪子，兒媳改嫁，留下祖孫相依為命，不禁悲從中來，喟然長嘆。孔伋看到祖父獨坐長嘆，便走向前來，先行一禮，然后問道：“祖父長嘆，是擔心孫子不努力學習，不能繼承祖業(yè)。還是憂慮堯舜之道不得行于天下？”孔子說：“你小孩子怎么會知道我的心志呢？”孔伋回答：“我常聽您講過這樣一個道理，做父親的辛辛苦苦地把木材劈開，兒子卻不知道把劈好的林柴背回來，這就是不肖之子。我每當想起來就害怕，恐怕自己做了這樣的不肖之子。”孔子聽了孔伋的這番話，非常高興，說：“好啊！看來我是不用憂愁事業(yè)無人繼承了。”這段記述令人對孔伋的聰明和早慧，不得不佩服。

△世業(yè)克昌

相傳，孔伋曾受業(yè)于孔子弟子曾參，一度遷居衛(wèi)國，又曾“困于宋”。晚年返回魯國，受到魯繆公禮敬，繆公曾多次向他請教，并常使人侍候于子思左右。而費惠公則以其賢，師事之。孔伋的事跡，在先秦典籍中，見于《孟子》一書的比較多，而且也比較可靠，對了解孔伋的生平事跡很有幫助。《孟子·離婁下》記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望，寇退則反，殆于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才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于衛(wèi)，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說：曾子、子思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曾子是老師，是父兄；子思當時是臣，是低微的。曾子、子思如果改變一下地方，都會是一樣的。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孔伋在處理事情方面，有自己鮮明的道德準則。

又據《孟子·公孫丑下》所載：“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朱熹注云：“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達誠意于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說明了魯繆公為了安留子思，常使人伺候于子思左右，對子思實行尊禮。然而魯繆公對子思僅僅限于表面熱情：屢次問候，屢次送給他肉物。子思卻始終不見任用，這招致子思大為不滿。《孟子·萬章下》記載：“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于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厭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饋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yǎng)也。可謂悅賢乎？”魯繆公對于子思，就是屢屢地問候，屢屢地贈送肉物，最后一次，子思把使者趕出了大門，面向北方叩頭拜謝，沒有接受，他說：“從今以后我算知道了君主是象畜養(yǎng)厭馬一樣地對待我。”此后，魯繆公便不給子思送禮了。喜歡賢人卻不能任用，又不會俸養(yǎng)，這能夠說是喜歡賢人嗎？孔伋為行“大道”，不為優(yōu)厚待遇而茍安，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

《孟子·萬章下》又記：“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云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本人也屢次訪晤過孔伋，一次繆公見到子思說：“在古代，擁有千乘兵車的國君和士交朋友，是怎樣的呢？”孔伋不高興地說 ：“古代人的話，是說國君以士人為師吧，怎么能說同士人交朋友的呢？”孔伋的不高興，是說論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我怎么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論德行，你是向我學習的人，怎么可以和我交朋友呢？再說擁有千乘兵車的國君，要求和他交朋友，都辦不到，何況召喚呢？

當時，敬慕孔伋的并非一人，費國的費惠公：“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孟子·萬章下》）明言，應尊子思為自己的老師。

從《孟子》一書中關于對孔伋的記載來看，孟子對孔伋是倍加推崇的。且《史記·孟荀列傳》說：“孟子受業(yè)子思之門人。”

對于孟子與孔伋思想上的師承關系，《荀子·非十二子》即已講明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自荀卿把子思、孟子聯(lián)在一起，后人即以“思孟學派”視之。

孔伋曾游說于魯、宋、衛(wèi)國之間，以宣揚推行孔子主張。

孔伋一生耿直自重，雖處貧困而不易其節(jié)操。他在衛(wèi)國居住期間，生活窘迫到連吃飯穿衣都成問題的地步。《孔氏祖庭廣記世次》記載：“在衛(wèi)，衣缊袍無表，二旬九食。陳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即言曰 ：‘吾與人物如棄之耳。’伋辭曰 ：‘吾聞棄物于溝壑，不肖受之，今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孔伋居住在衛(wèi)國，常著一個無外罩衣的袍子，還經常吃不上飯。衛(wèi)國之臣陳之方聽說了，想叫人贈送給他一件狐貍皮的袍子，恐怕孔伋不接受，便假裝去拜訪他，臨走時，裝著忘記似的，把皮袍子留下。孔伋發(fā)現后，知道其用意，便馬上送還，說：“你忘了，就象似棄袍子于溝壑。我雖貧窮，但我的身體絕不能隨便地拋棄在溝壑啊。”

晚年，孔伋定居魯國，教書授徒。他常對兒子孔白說：“我到過好幾個國家，本來可以得到公侯之尊和榮華富貴，我不要，是因為我不想改變我的志向。要成大志，就必須去掉欲望。穿得再好，也不過綾羅錦緞，只是為了溫暖身體；吃得再好，也不山山珍海味，只是為了飽腹。以身取節(jié)者，必須知足。只有知足，才不至于因貧利而損志。”這便是知足長樂之源。從此，他在魯教授其徒數百人。孔伋死后，葬于孔子墓前。孔氏后代尊其為“三世祖”。

宋崇寧元年（1102 年）因孔伋“圣人之道，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宗仰。”（《東家雜志》）被追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1108 年）被許從祀孔廟兩廡。端平二年（1235年）升祀大成殿內，列于十哲之間。咸淳三年（1267年）加封為沂國公，升為配享。元至順元年（1330 年）加封為沂國述圣公。明嘉靖九年（1520 年）改稱述圣。子思除配享孔廟外，在山東鄒城還建有“中庸書院”專祠，以衍圣公次子主持祀事，并獲封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孔伋是儒家的大家，他前承孔子，后傳孟子。著成《中庸》一書。

《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載“《子思》二十篇。”《隋志》作“七卷”。至宋，《郡齋讀書志》亦作“《子思子》七卷”。而《四庫全書總目》所編則一卷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鳶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無憂》第四，《胡母豹》第五，《喪服》第六，《魯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或以割襲《中庸》別立篇名而成之。

鄭玄、孔穎達等人證實《禮記》中的《中庸》就是孔伋所作。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

孔伋繼承、發(fā)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統(tǒng)化，將中庸作為其學說的核心。他把中庸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以“中”、“和”為宇宙最根本的法則，認為循此法則，便萬物各得其所。“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又將道德觀念的“誠”作為世界的本體，認為萬物都由此派生。“誠者物這終始，不誠無物。”（《中庸》）提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以為“天道”之“誠”在人則表現為性。這樣，他便將天、人、物合而為一。

他十分重視道德修養(yǎng)，把孔子、曾子“內省”的修養(yǎng)方法發(fā)展為“慎獨”，認為人的內心修養(yǎng)達到“誠”的境界，就可以由“率性、存誠”達到通神“知天”，通過天人交感之門，培植安身立命之“大本”。

孔伋創(chuàng)立的學派，為儒家八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載 ：“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其中之一就是“子思氏之儒”。

由漢至唐，子思之學不顯。到宋代，子思之學影響日大。反映孔伋思想的《中庸》被從《禮記》中抽出，與《大學》、《論語》、《孟子》相配，合稱為《四書》。孔伋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

《論語》出于曾子門人可能最大。孔子以后，眾弟子將孔子言論材料匯聚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進行整理、選輯、編訂，這位整理編訂者在孔門之中應地位尊隆，還應是曾子門人，符合這種條件的人只有子思。子思為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后地位特殊，有儒學領袖風范。《論語》出于子思，也符合《論語》記載所反映出來的信息，與孔子之后儒學傳承的實際十分吻合。《論語》注重做人、修身，這正是曾子門派的特征。

《孔子家語》又名《孔氏家語》，或簡稱《家語》，是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這部著作匯集了大量孔子的言論，再現了孔子與弟子、孔子與時人談論問題的許多場景。此外，還有經過整理的孔子的家世、生平、事跡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現在流行的《孔子家語》一般稱為“今本《孔子家語》”、“今本《家語》”，或直稱為“《孔子家語》”，是由漢武帝時期的孔子裔孫孔安國根據舊有材料寫定的。今本《孔子家語》共十卷四十四篇，與《漢書·藝文志》的著錄不同，這是因為當時流傳著不少有關的材料，在分卷上，孔安國整理的本子與其他《家語》有所不同，在內容上可能也會有出入。

孔子曾長期從事教育活動，在教學等相關活動中，孔子弟子有隨時記錄和整理孔子言語的習慣，孔子講學時，弟子們“退而記之”、“志之”、“識之”，所以，早期典籍中有許多的“子曰”留存下來。在跟從孔子學習中，不少弟子可能都整理保存了孔子的有關言論。那么，這些材料是何時匯集起來的？又是怎樣匯聚起來的？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后序》中說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并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按照孔安國的說法，《論語》與《孔子家語》的編纂時代一致，也就是說，在孔安國之前已經有《孔子家語》的存在，既然《論語》極有可能出于子思的領纂，《家語》的編纂也應當與子思有重要關聯(lián)。

原載于孟繼新《孔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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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懂浩

審核:龔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