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慶濤? 孟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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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寄托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靈魂，千百年來，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呵護，達官顯貴、文人墨客也都留下了大量的印跡。使得孔廟作為文化載體，成為了東方文明的象征和縮影。

經過曲阜明故城正南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孔廟的第一道石坊——金聲玉振坊。

金聲玉振坊是一座石質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該坊為三間四柱沖天式結構，高5.60米，長13.50米。八角八面柱，前后有石抱鼓夾抱，柱頭仰蓮座，柱頂有圓雕鱗甲獨角獸，這種神獸叫 “辟邪”，俗稱“朝天吼”。中間的額坊稍高，兩次間額坊對稱遞減，額坊上為淺雕云龍戲珠圖案。額坊均覆屋蓋懸山頂，整石刻成瓦壟形，有脊無吻。中間額坊上為四個筆力遒勁大字：金聲玉振。左側落款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天水胡纘宗。

興建孔廟的第一道石坊，必然經過嚴肅慎重的考量，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明代，是孔廟重修擴建規模最大的時期，特別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孔廟遭雷擊，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間化為灰燼，明孝宗下令重修。此次維修歷時5年，耗銀15.2萬兩，最終奠定了孔廟的現存規模。在歷史上，特別是明代時期，孔廟的修建除皇帝下令定制外，歷任山東巡撫、欽差、御使等達官顯貴，為體現對孔子的尊崇，也都不同程度地增補和完善。如嘉靖二年（ 1523 年），山東巡撫陳鳳梧重修孔林洙水橋，建石坊及廬墓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撫曾銑增建太和元氣坊。萬歷二十年（1592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創建圣跡殿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種慣例。

孔廟的正門外，位置舉足輕重，什么樣的人才能有資格在此增建石坊呢？

胡纘宗，甘肅秦安人，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進士。嘉靖十五年(1536年)任山東巡撫，領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銜，屬從二品要員，金聲玉振坊就是胡纘宗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增建的。

胡纘宗增建金聲玉振坊具備有四個有利條件:

第一，胡纘宗是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愛惜的學子。乾隆版《直隸秦州新志》載：“胡纘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殿試策對擬一甲，有權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一名。李東陽憐其才，請同一甲，傳臚，即授翰林院檢討。”李東陽對胡纘宗有信任提攜之恩，因此胡纘宗對于李東陽以恩師視之。明代弘治年間孔廟因雷電焚毀以后，朝廷委派時任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的閣老宰相李東陽親督孔廟重修擴建，孔廟和孔府的整體布局就是李東陽的杰作，孔家對李東陽有著再造之恩，又時任衍圣公的孔子第62代嫡孫孔聞韶是李東陽的女婿，作為李東陽看好并薦舉的官員胡纘宗，定會得到衍圣公孔聞韶的特殊待遇。

第二，胡纘宗的官階為山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不僅是山東地方的最高長官，還兼任欽差御使，無論是遵循慣例或者奏請朝廷增建孔廟建筑，都具有完整的資格和無可置疑的能力。

第三，胡纘宗本身又是一位很著名的書法大家，江蘇鎮江的“海不揚波”、濟南的“大明湖”、“趵突泉”題名、天水伏羲廟“與天地準”牌匾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第四， 胡纘宗又是一位大文豪，《明史·藝文志》收錄胡纘宗著作有《春秋本義》、《愿學編》、《鳥鼠山人集》等20余部約200卷之多。

這樣一位達官、文豪、書法家三位一體的顯貴名流，加上與孔府的特殊關系，在孔廟前建造標志性牌坊也就順理成章了。

那么，這道最醒目的牌坊為什么提名“金聲玉振”呢？金聲玉振又是什么含義呢？

這要歸溯于胡纘宗對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體系的理解和歸納。胡纘宗從沒出任山東巡撫時就經常來曲阜拜謁孔子，幾乎走遍了曲阜所有的古跡廟宇，從嘉靖七年到嘉靖十六年，胡纘宗寫了謁闕里詩十數首，包括謁孔廟、謁尼山、謁闕里等詩篇，這些詩篇被勒石攜刻，至今仍有部分保存于孔廟內。胡纘宗還為新建的曲阜城正南門題寫匾額為“宮墻萬仞”，以比喻孔子思想的精深博大，清代時被乾隆皇帝改題為“萬仞宮墻”。胡纘宗有一首《孔子贊》四言詩被收錄于乾隆版《曲阜縣志》，最能代表胡纘宗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贊揚和概括，其詩曰：“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于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圣；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其中“大成”和“金聲玉振”均出自《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意思是說，孔子集古圣賢之大成，完美無缺，自始至終、始終而一。在胡纘宗看來，既然全國的所有文廟正殿都定制為“大成”之名，那么，在曲阜孔廟門前的標志性牌坊名稱，必須與“大成”具有同等威嚴與概括力，因此，胡纘宗將此坊定名為“金聲玉振”。 “金聲”原意是指古代樂器鐘發出的聲音；“玉振”是古代樂器磬發出的聲音。古代演湊音樂，以擊鐘為始，擊磬為終，“金聲玉振”是將孔子思想比喻為一首完美的音樂。將石坊命名為“金聲玉振”，不僅是對孔子思想的褒揚，也符合孔子所推崇的禮樂思想，縱觀孔子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對音樂的癡迷，他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為恢復禮樂制度作出了畢生的努力。孔子訪樂長弘，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在古代，樂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級的人，心靈彼此交流會通，產生一種和諧的情感，故稱“和合之道也”。《樂記》則把樂的和合功能說得更加明確：“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所以具有和合作用，是因為樂是詩歌舞的和諧統一，是金、石、絲、竹、土、革、匏、木等八種樂器發出的多種聲音和諧統一。當人們聽到樂時，便會從心靈深處油然而生一種和諧的情感，化解因身份差別而形成的隔閡和怨恨。這就是《樂記》所說的“樂至則無怨”。

另外，“金聲玉振”四字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金聲并不僅僅指鐘聲，也指美善之聲。“金者，情和之至也。”以金玉比喻美善，有如“金玉良言”之例。古人多以玉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玉者，國之重器也。”

金聲玉振，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表現出博大、和合、儒家核心的精神。

這種和諧精神鑄就了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和思維方式，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色，在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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