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族的組織形式
孔氏宗族的組織形式，是嚴格按照宗法制度進行的，以嫡長為大宗，其余為小宗。衍圣公是孔裔嫡嗣，在全國孔氏族人中是大宗主，居于最高統治地位。
宗法制度，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是在父權家長制度基礎上不斷擴大和發展起來的。它從血緣關系上構成了等級階梯，維護貴族世襲統治。
如果要說清宗法制度，還須從殷商時期說起。
殷人崇拜祖先，也講大宗小宗，但還沒有系統的宗法制度。其王位有時是“兄終弟及”，有時是“父死子繼”，在帝乙以前以兄終弟及為主，此后以父死子繼為主。在中國奴隸社會，王位的繼承問題，是關系到一個王朝興衰的大問題。前王死后，如果兄終弟及，不僅兄弟之間要發生爭執，叔侄之間也會發生爭執。如果只講父死子繼，那么，長子與諸子，嫡子與庶子之間，也要發生爭執。《史記·殷本紀》言：殷代“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周人以殷為鑒，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長子傳長孫，成為一種嚴格的制度，爭執也就不復存在了。
西周時期，宗法制度達到完備程度，在《禮記·喪服小記》及《禮記·大傳》中有較詳記錄。周王自稱天子，既是天下最高統治者，又是同姓貴族的最高家長，掌握著最高政權、軍權和族權。王位由嫡長子繼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余諸子或受封為諸侯，或在畿內分得采邑，在王室任職，稱為別子。他們在自己的封國建立宗廟和相應的政權機構，分成若干新的別宗，各有自己的氏號，其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長子繼承。對周天子而言，他們為小宗，在自己的封國內，則為大宗。
在諸侯國中，國君又封自己庶子為卿大夫，其職位亦由嫡長子繼承，他們各以官職、邑名、輩分等為氏。對諸侯而言為小宗，在本宗族內為大宗。從卿大夫到士，其大宗與小宗的關系與上同。這些世襲的嫡長子，稱為宗子。《禮記·曲禮下》曰：“支子（即庶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士以下的諸子就成了一般平民。如此從上到下，就形成“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的層層相屬的宗法關系。
△ 宗法關系簡圖
宗法制度的建立，說明周代統治階級已意識到，要對社會實行有效的控制，必須有一套社會組織體系，在這個組織體系中，必須“名分”分明，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子路》）名分已定，而人雖鄙不爭，是指一個人依其出生既得的身份、占據的地位來決定他一生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沒有爭執的余地。周代統治者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看到宗法組織與控制社會的密切關系。
宗法制度可以確定一個人的“名分”，名分一確定，地位也就確立，不容爭執。譬如天子去世，宗法制度規定只有天子的嫡長子可以繼承王位，其他諸子即使賢能，也沒有繼承的資格，否則人人自以為能做天子，勢必帶來紛擾和禍患。
宗法制度具有倫理與政治雙重性質，是按“尊尊”與“親親”的原則組織起來的。一是政治上尊一統，二是對子弟宗族施以禮樂教化，加強親屬的認同感。前者是“尊尊”，富于政治性，后是是“親親”，富于倫理色彩。
孔氏宗族十分重視宗法制度，一方面尊奉共同的祖先，樹立牢固的“尊祖”觀念，另一方面，各級小宗必須結合在地位最高的“宗子”周圍。各級宗族成員，也都要以各級“宗子”為核心，強調“敬宗”。“尊祖”和“敬宗”，是維護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條。
依據宗法制度的嫡庶、長幼、親疏等項關系，確定家族的貴賤、大小、上下各種等級區別，并形成為各種名分。《左傳·桓公》曰 ：“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名分不能動搖，以求得社會政治的穩定。
可以說，孔氏家族是實施宗法制度的典范，這是和歷代統治者尊孔崇儒分不開的。孔氏家族，作為“圣裔”，朝廷對他們的待遇始終很優渥，要求他們成為遵循“圣人”遺教的表率。因此，宗法思想和制度，對其家族的支配和影響更深，基宗族內部血緣關系的結合也更緊。使得孔氏家族在整個中國封建主義中，一直綿延不斷。
宗主
衍圣公是孔子的嫡嗣后裔，世襲公爵，在孔氏宗族中，是全國孔氏族人的大宗主。
△明朝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緒畫像
宗主衍圣公在全族中具有最高的統治地位，這種地位是朝廷肯定和給予的。而且在歷史的進程中，這種權力在不斷地加強和鞏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六十四代衍圣公以幼年襲爵，皇帝朱厚熜命令吏部及撫按官，要關心照顧孔尚賢，并特別指出：“孔尚賢著襲封衍圣公。族人等敢有恃強欺害他的，許孔尚賢奏來治罪。你部里還行文與撫按官知道。”（《闕里志》卷十五）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孔尚賢上疏朝廷：“族屬繁衍，家范是馳，往往違度干犯，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曲阜縣志·通編》）當年秋九月，明世宗朱厚熜遂授權給孔尚賢，命其督率族長管束族人，不守法度者可以照家規發落或指名上奏，依法治罪。
清朝廷同樣肯定衍圣公在孔氏家族中“百世不祧”的宗主地位。清順治五年（1648年）孔子六十六代孫孔興燮襲封衍圣公，順治六年朝廷便頒下了由孔興燮“統攝宗姓”的敕諭：“國家功成治定，必先重道崇儒。特于先師孔子聿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即支庶亦加優宜。但族屬繁衍，賢愚不同，該府官員恐有依恃公爵肆行無忌，慢上凌下，侵占騷擾，大累地方。今朝綱整肅，法紀嚴明。爾其統攝宗姓。如有輕犯國典，不守家規，恃強越分，朋比非為，輕則逕自察處，重則據實指名參奏，依律正罪。爾尤宜率族奉公，謹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遵法紀，毋致驕橫生事，庶不負優加盛典，爾其欽承之。”（《闕里志》卷二十一）孔興燮將敕諭刻制成匾，懸掛于大堂之上。
對宗主地位的肯定和加強，也是對尊卑有等、貴賤有別，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加強。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便是僭越非分，為家法所不容，也為國法所不許。
宗主衍圣公對族人具有至高無上的支配權。
在曲阜的六十戶中，設有孔氏家庭族長一人，有族長衙門，負責管理孔氏族人；設林廟舉事一人，輔佐族長，管理孔林、孔廟和孔氏族人。六十戶內，每戶設戶頭一至三人，總理戶事；設戶舉一人，輔佐戶頭，佐理戶事。外地孔氏族人，和曲阜大致相同，它們往往“效闕里制”，額設族長、戶頭、戶舉等職。所有以上各職，均由宗主衍圣公委派。宗主在任用這些人時，是經過嚴格考查和一定手續的，必須有親族作保，外地族人還必須有當地官府作保。委派的戶頭、戶舉，必須出具本人親供、族人甘結，以三代年貌清冊，外地的還要加本地官府的保結之后，方準任職。這是一個以大宗主衍圣公為核心的龐大組織，雖然龐大復雜，但卻管理嚴密有序。因此，《孔子世家譜·卷首》就說：“至于留宗法之遺意以至今，則孔氏猶為近古。襲公爵者，比于有土之諸侯，六十戶之中，又各遞分五服以相維系，即大宗小宗之遺意也。宗法久泯于天下，而梗概猶存于吾族。大圣之澤，固將百世不遷者乎！”這種階梯式的家長制管理，與封建等級制度相適應，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
世居故鄉的六十戶，與宗主衍圣公的關系較為密切，得到衍圣公的庇護較多，朝廷“重先圣因以恤桑梓”，因而享受有免糧地、輕糧地的優惠，差徭的優免范圍也較廣。此外，還“例設四氏學考試”，獲取功名、特權的機會也更多。
宗主對族人有“統率”、“督飭”之責。在族人爭訟時，在需要實行家法究治時，宗主、族長在本宗、支范圍內，起著執法官的作用。衍圣公曾說：“本爵府欽奉恩敕，有統率族眾之責，無論族房遠近，均應察查……族人自應仍歸本爵府訊辦。”（《孔府檔案》一六〇六）六十戶中的戶頭、戶舉，作為每戶之首，也有“糾舉”族人的權力，還可以懲辦族人。
對于外地的犯法族人，大宗主往往委托當地的官府究治。康熙時，衍圣公曾移文山東巡撫說：“族屬散居外府州縣甚多，……本府鞭長實有不及，煩檄各府州縣，凡稱孔氏之名有違例犯法者，嚴行究處。”（《孔府檔案》四〇八六）山東巡撫同意飭令曲阜以外州縣，對不法孔氏，立時密揭舉報，以憑移法嚴行究處。孔氏族人，作為孔子子孫，要善守祖訓；作為圣裔，要為民表率；要恪遵家法，善守族規，服從宗子的管束和命令。這才是一個“神圣家族”的規范；這才是有別于“凡人”的圣裔。
大宗主衍圣公，有題補咨送族人為曲阜世職知縣、四氏學教授、學錄、奉祀生、“臨雍曠典”陪祀人員等權力。雍正三年（1725年），曲阜縣世職知縣患病乞休，大宗主衍圣公保舉族人充任：“曲阜縣世職孔衍澤患病乞休，員缺，先經禮部會同吏部覆條奏，內開，嗣后曲阜縣缺出，令衍圣公同山東巡撫于孔氏合族中，揀選才品優長，堪任邑令者，擬定正陪二人，保題咨送，引見補授。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曲阜縣員缺，臣隨欽遵于孔氏合族中揀選候選知縣孔衍泗、歲貢孔毓琚，才品優長，堪任邑令，恭候欽點一員等因具題。”（《孔府檔案》〇三〇八）但是，此項特權，日久生弊，后來，就有人揭發說：“衍圣公恃有題補咨送之權，而此等人員皆其族屬姻親，易于營私。其資財稍裕者爭先結納，歲時饋獻，竭力趨承。一遇缺出，則強有力者得之。其不得者，遂致傾家廢產。”（《孔府檔案》〇三一〇）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東巡撫白鐘山上奏說，曲阜知縣“向由衍圣公保舉，每多瞻顧營私，若其人懦弱，即聽挾制，若其人才干，則諸事阻撓，且一縣之無論同姓異姓，非其尊者，即系姻婭，牽制狎玩，在所不免，如近日庇護廟佃等事，其明證也。”（《孔府檔案》〇三一一）此后，便取消了保舉知縣的制度，但衍圣公仍有對知縣的控制能力。
孔氏家族內部，存在著貧富差別。廣大的族人處于社會的下層，即便是生活貧困，也不能為奴為仆。因為“圣裔”的地位“別于齊民”、“高出常人”，孔氏祖訓中規定：孔氏嗣孫“男不得為奴，女不得為婢。”（《孔府檔案》一一一四）大宗主與孔氏嗣孫，都是連枝同葉，一脈相傳的“圣人子孫”。雖是闊綽的公爵之家，也不能招來同族進府為奴為仆。
原載于彭門創作室導師孟繼新 《孔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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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懂浩
審核:龔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