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彭門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山東臨沂人，196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前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史學會副會長，山東農民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秦漢兩朝（前221－220年）近4個半世紀的悠長歲月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初期階段。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的祖先在世界東方這片廣袤而神奇的土地上創造了當時世界上具有領先地位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不僅深深影響了此后中國歷史的發展，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著東亞歷史的走向。從那時至今，歷史的車輪已經滾動了2236年，當年雄視東亞的秦漢帝國已經發展成為令當今世界矚目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那時形成的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已經繁衍成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那時基本定型的漢字漢語已經成為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文字，而那時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豐富和不斷的新陳代謝，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沒有中斷過的歷史最悠久、內涵最宏富的文化系統，在世界多元一體的人類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秦朝（前221－前206年）是一個短命皇朝，如果不計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悠悠創業史，而從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年代算起，它只存在了16個年頭，可以稱得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盡管如此，其在歷史上的開創之功卻是永垂千古。這主要體現在奠定祖國疆域之基，創設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建立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育成中國一統的民族認同觀念。繼承秦制的兩漢皇朝極大地弘揚了秦朝的功業，從而將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歷史推向一個輝煌的頂峰，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
△大秦帝國
如果說，統一的秦皇朝奠定了今日我們偉大祖國幅員遼闊的疆域的基礎，那么，漢皇朝就更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了這個基礎。當秦始皇及其臣子們在瑯邪刻石上顧盼自雄地寫上“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的時候，秦皇朝的疆域也不過東盡大海，西至今日之甘肅，北至今日之內蒙古、遼寧，南至今日之兩廣和北越。大體上是以蘭州為基點劃一縱線的今日中國的東部地區。但是，到漢皇朝，特別是到漢武帝統治時期，大漢皇朝的疆域已經向周邊大大擴展了。其中，東北越過鴨綠江，達到今日朝鮮的北中部。西部則越出新疆，達到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北部越過長城，到達廣漠的蒙古草原。南部則越出廣西、云南，幾乎囊括了今日越南的大部分和緬甸的北部，從而成為東亞疆域最遼闊的國家。當時的大漢皇朝，與橫跨歐亞的羅馬帝國，雄居中亞的大夏王國和稱雄印度半島的孔雀王朝，作為地球上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幾顆耀眼的明星，遙相輝映，共領時代的風騷。
漢皇朝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它以政治、經濟、文化為紐帶所形成的熊熊爐火，熔鑄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民族，不停地繁衍生息，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愈挫愈奮，歷經磨難而不衰；一路高歌，終于發展成世界民族之林的參天大樹。秦皇朝的統一雖然使數以百計的氏族、部落聚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車同軌，書同文”的華夏大地之上，但是，由于秦皇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暫，無法從文化上和心理上消除民族和地域的差別與隔閡，所以，當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的時候，打著六國旗幟的反秦隊伍立即云集響應，而原秦國腹地的關中、漢中和巴蜀等地卻平靜得猶如死水一潭。這說明秦民與原六國之民之間民族的畛域尚未消除。漢皇朝統理中國400余載，不僅使中原地區背景各異的民族認同了漢族這個共同體，以炎黃子孫自居，而且使漢民族對周邊少數民族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匈奴、鮮卑、烏桓相繼內附，數以百計的西南夷、南越、東越等族接受了漢朝郡縣官員的治理，而西域不同民族建立的大大小小的三十六、五十二“國”，也在漢朝西域都護的管理下心悅誠服地做了漢皇朝的臣民。在400多年的漫長歲月里，在日益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中，不知有多少胡人漢化到中原的城市鄉村，也不知有多少漢人胡化到北國的草原穹廬和天山腳下的田園牧場。這種不間斷的雙向融合為日后一些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氐等完全融入漢民族的大家庭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漢民族進一步繼承和弘揚了它的前身華夏民族海納百川的恢宏氣度，形成了善于吸收、包容和改造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民族特性，使它在以后的歷史征程中能夠較好地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外來的民族和文化，使這個民族大熔爐熔鑄的民族越來越多，使中華民族越來越興旺發達，也使中國的古老文化在不斷吸取外來文化的基礎上，日益豐富和發展。
漢皇朝制定的各項法律制度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它對全國的有效治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中國的統一，使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華夏大地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的觀念，成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的共識。春秋戰國以來，隨著民族融合的不斷發展，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統一的趨勢迅速增長。“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孟子的回答，反映了當時一批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對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的正確展望。但是，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制約，中國的統一卻是通過長期激烈的戰爭手段完成的。秦國的近百萬大軍經過長期的劇烈征戰，使六國的統治者及其臣民統統在秦國的堅甲利兵面前被迫放下了武器，做了統一之君的子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秦始皇躊躇滿志地預期，他的美好的江山社稷會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然而，秦始皇并不清楚，這個統一國家的基礎還很不鞏固。因為盡管統一已經實現，但地區和民族的畛域尚未消失，而武力的征服又不可避免地給六國的臣民留下心靈的創傷。特別是秦皇朝建立后所實行的厚關中薄山東的歧視性剝削政策，更激起六國臣民對故國的懷念。所以，秦末農民戰爭就幾乎發展成六國的復國戰爭。這說明，秦皇朝的統一盡管有著時代的必然性，但全國人民的心理準備還不充分，?長期封國割據形成的地域間的心理阻隔并沒有消失。在漢皇朝統治中國的400多年間，劉邦及其子孫制定了一系列從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加強統一的政策，特別是漢武帝時期所實行的一系列促進統一和集權的措施，更進一步加強了全國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聯系，使秦皇朝統治時期還存在的地域的心理的阻隔基本消失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的觀點雖然在形式上是他個人的創造，但其根源卻在于中華民族已經形成的穩定的統一觀念。這一觀念的力量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致匈奴人自稱“夏后氏之苗裔”而拉近與漢民族的距離，所有周邊少數民族幾乎都形成了對統一中國的歸屬感，而此后的分裂割據就被視為大逆不道了。東漢以后的中國歷史，盡管也出現過三國東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宋遼夏金時期的分裂割據局面，但統一的時期畢竟占了主導地位。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出現自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與社會的根源，但漢朝時期已經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也起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漢皇朝進一步改造和完善了秦朝建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和法律制度。劉邦及其布衣將相雖然推翻了秦皇朝，并且，終漢之世，他的子孫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沒有忘記對秦朝的暴政發出正義凜然的批判，然而，“漢承秦制”卻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歷史條件還無法給漢皇朝提供另外的選擇。這也說明，秦皇朝的覆亡主要是政策的失誤而非政治體制的弊端，因而劉邦及其子孫也就只能繼承其政治體制而刷新政策。劉邦及其后繼者繼承和完善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的中央行政制度(武帝后演變為中外朝制度，東漢又演變為臺閣制度)和郡國并行的地方行政制度，縣、鄉、亭、里、什、伍編制和一整套選舉、任免、升降、獎懲的基層管理制度，以及稅收、財政、徭役和兵役制度等。與此同時，蕭何損益《秦律》制定了漢皇朝的《九章律》，叔孫通等人制定了朝儀等禮樂制度，張蒼等人制定了歷法和度、量、衡等各種章程，韓信等制定了軍法，使西漢皇朝的法律制度較之秦皇朝更加完善。侯外廬先生以此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確立的標志，并不是沒有道理的。由秦朝首創，漢朝加以繼承和完善的一整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和各種法律、禮儀制度，作為一種模式，被后來的歷代封建皇朝所損益繼承。盡管這些制度和法律從本質上體現的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專政，但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其積極意義仍是不可忽視的。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和縝密完備的法律制度，有力地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鞏固與發展，維護了社會的安定，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廣大人民正常的生活提供了較好的政治環境。龐大而嚴密的官僚制度有較明確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權力制衡，因而具有較高的效率和較強的自我調節功能，從而保證了整個國家機器正常而有序的運轉。漢皇朝繼承和完善的這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它所派生的許多優秀的政治文化遺產，如統一集權觀念、民本理論、循吏清官意識以及“和為貴”、尊老恤貧等人文理念，對以后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漢皇朝統治時期所繼承和完善的許多經濟制度，在后世也大體上延續下來。如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相結合的土地制度，地主剝削農民的主要方式租佃制度，一家一戶為單位男耕女織的農業經營方式，“重本抑末”，鹽鐵官營的工商政策，城市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模式等都延續下來。而這些制度所制約的穩定的社會結構及其頑強的再生能力，是理解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和資本主義萌芽難以長足發展的鑰匙。土地自由買賣和諸子析產制的形成，使萬世一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難以存在，從而造成財產所有權與行政、司法權的分離。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不居又造成階級關系的不斷變動和地主、農民兩個階級的不斷更新，也就使中國封建社會不存在歐洲封建社會那樣嚴格的等級制度。由于一家一戶的小農是封建國家賦稅和徭役的主要征發對象，封建皇朝就必然厲行“抑兼并”的政策，加上農民戰爭的調節，因而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在一般情況下就成為農村人口的大多數。他們親身感受到的剝削和壓迫主要來自封建官府，因而農民起義的斗爭矛頭總是指向封建皇朝及其各級政府。由于歷代封建皇朝與漢朝一樣執行“重本抑末”和鹽鐵官營的工商政策，使大量工商利潤都進入國庫，成為皇室和封建國家財政開支的重要來源，國家和私人的資本積累因而受到嚴格的限制。由于城市一直是封建國家控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工商中心，工商業者也就一直作為封建皇朝的附庸而存在。所以，盡管秦漢時期中國的工商經濟已出現過繁榮發展的局面，后來更是幾度輝煌，然而，在中國封建社會卻始終未能形成與封建地主階級旗鼓相當的如同歐洲市民階級那樣的工商業者。不過，應該承認，在秦漢時期形成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和農業生產者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和頑強的生命力，因而在2000多年間使中華民族創造了世罕其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綿延不絕的東亞文明的策源地。
大漢皇朝以恢宏的氣度，四海一家的心態，順應歷史潮流的政策，奠定了我國封建社會在國內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方面基本開放的格局，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劉邦在對匈奴的戰爭受挫以后，接受委敬的建議，毅然采取了“和親”政策，創造了處理國內民族關系的比較理想的模式。漢武帝以后，在處理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關系方面亦推廣了這一模式。劉細君與解憂公主的遠嫁烏孫，王昭君與呼韓邪單于的聯姻，都成為維系漢朝與西域、漢朝與匈奴友好關系的紐帶，在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話。漢皇朝首創的這一“和親”政策，后來幾乎為歷代中國封建皇朝所繼承。唐朝和清朝都建立了幅員遼闊、國內眾多民族友好和睦的封建大帝國，而恰恰就是這兩個朝代創造了我國“和親”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不可否認，盡管兩漢400多年間漢皇朝與周邊少數民族間也發生過一些戰爭，但民族關系的主流卻是和平的經濟文化交流。漢朝對內服的少數民族一般都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以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先進的文化促進了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嶺南的百越之族，在先進的漢文化的熏陶下，很快改變了刀耕火種的落后面貌，大大縮短了與中原地區社會發展的距離。西南夷聚居的川、滇、黔地區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內服的匈奴人在五屬國的治理下，逐漸由游牧民族變成農業民族，與漢族融為一體，為開發中國西北地區做出了重要貢獻。
△大漢帝國
漢皇朝以宏偉的氣魄開辟了與朝鮮和越南、日本等周邊國家交往的渠道。高度發展的漢文化對居于朝鮮半島的高句麗和三韓(馬韓、辰韓、弁韓)等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他們均模仿漢朝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統治機構，引進漢字作為表意工具，大量的生產工具、工藝品、服飾、樂器，以及建筑藝術的傳入，大大豐富了朝鮮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朝鮮的歷史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越南在秦漢時期雖然已經邁進了文明的門檻，但在不少地方還保留著十分落后的經濟生活與風俗習慣。例如，他們以獰獵、采集和捕魚為生，農業還停留在原始狀態；他們仍然在樹上筑巢而居，還不知房屋建筑為何物；他們仍維持著原始落后的群婚制，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等等。漢皇朝在越南設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簡派能吏，加強治理，大力全面地推行先進的漢文化。例如，東漢時期，任延任九真太守后，一面推廣鐵制工具和水稻栽培法、代田法、區種法等先進生產技術，使越南人民過上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一面廣泛宣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等儒家倫理觀念，改變了他們的原始婚俗和其他落后習慣，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文明程度。從漢代開始，中國的儒學開始邁出國門，在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地廣泛傳播。由此，東亞儒學文化圈開始形成，以后更不斷發展、繁盛，一直持續到今日，成為全世界矚目的文化現象。漢皇朝從武帝起，全力開拓經營西域，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的種種手段，開辟了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路通往中亞至歐洲的絲綢之路。當清脆的駝鈴聲打破千年大漠的沉寂時，一條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長橋第一次架設起來。中國的絲綢經過中亞，跨越地中海的波濤，傳到羅馬帝國的王廷。從而使西方第一次知道東方有一個文明高度發展的大漢皇朝，也使中國人民知道在地中海的彼岸有一個神奇的羅馬帝國。這就大大開闊了中華民族的視野，改變了中國人一向認為中國就是天下的觀念。漢皇朝開辟的這條陸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渠道。偉大的中華文明的優秀成果，如四大發明，就是通過它傳到中亞、歐洲和北非。而中亞和歐洲的許多文明成果也通過它傳到了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從總體上看，漢皇朝所奠定的中國對外政策的開放格局和優良傳統，基本上為后來的歷代皇朝所繼承，從而使燦爛的中華文明基本上在開放的態勢下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漢皇朝創造了高度發展而又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漢字漢語作為獨特的語言文字系統，在漢代已經定型和成熟。《史記》、《漢書》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正史的基本模式。陸賈、賈誼、晁錯的政論散文，司馬遷、班固的歷史散文，成為后人學習的典范。樂府和古詩十九首等五言詩代表了詩經、楚辭之后詩歌藝術的高峰。書畫、音樂、舞蹈和雜技等更是留下了累累碩果。以《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等為代表的數學，以太初歷、三統歷為代表的歷法，以《靈憲》為代表的天文學和渾天儀、地動儀為代表的天文儀器，以《氾勝之書》為代表的農學，以《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醫學，以及造紙術的發明等，標志了我國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巨大成就。在思想方面，漢武帝宣布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宣告了我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確立，更是影響深遠的大事。秦皇朝統一全國后，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文化專制主義，以“焚書坑儒”的野蠻暴行宣告了春秋戰國以來思想上“百家爭鳴”局面的結束。然而，秦朝二世而亡的現實深深震撼著秦漢之際的所有政治家和思想家。因而，在漢初的思想領域便出現了一個反思秦朝二世而亡的廣泛思潮，它顯示了中國人對自身社會和歷史的自覺的深刻思索。陸賈、賈誼、主父偃、晁錯、嚴安、賈山、司馬遷，以及《淮南子》的那個創作群體，直到董仲舒等，都是這一反思潮流中光彩奪目的人物。在他們的反思中涉及到武功與文治、德化與刑罰、有為與無為、社稷與百姓、天命與民心等一系列治國方略和治國藝術等重大問題。其間，諸子余緒的活躍，各學派之間激烈的詰辯，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尋找一個適合封建統治需要的思想體系。在現實的教育和陸賈、叔孫通等人的啟導下，首先是劉邦的思想開始向儒學傾斜。劉邦死后，他的后繼者又鐘情于黃老刑名之學，于是形成了黃老之學獨步西漢政壇50余年的局面。當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繼位的時候，黃老之學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時候，原始儒學經過叔孫通等一大批儒生的不斷改造，到董仲舒手里便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一個體系龐大、結構嚴謹、內涵豐富、義理深邃的新儒學體系形成了。通過董仲舒的賢良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從此走上獨尊的地位，?成為2000多年間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中國封建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儒學在思想上的主導地位就是不可動搖的。即使在魏晉南北朝玄學興起、佛教大盛的時期，儒學也沒有失去思想上的盟主地位。儒學豐厚的內涵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在形成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上起了重要作用，深深地融進了中華民族的血液里。顯然，漢皇朝在建樹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構筑中國傳統文化的骨架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永遠光耀千古的。
編輯:薛兆恒
審核:李懂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