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彭門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山東臨沂人，196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前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史學會副會長，山東農民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漢元帝劉奭（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以后，西漢政權落到王氏外戚手里。這是因為，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特別富于春秋，歷元、成、哀、平四代皇帝而依然貴體康健。元帝去世后，王政君升級皇太后，她生的兒子劉驁繼承皇位，長舅王鳳做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太后的同母弟王崇封為安成侯，王鳳的庶弟王譚等皆賜爵關內侯，王氏外戚集團由此興旺發達起來，成為專擅西漢朝政的起點。由于漢成帝好享受，喜女色，既無政治才干，又不愿過問繁雜的行政事務，不僅加速了漢皇朝腐敗的步伐，也使王氏外戚集團的專擅之勢得以形成并日益鞏固。王鳳做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秉漢朝之政11年，其間罷斥丞相王商，將成帝屬意的定陶王劉康逐出京師，處死直言敢諫的京兆尹王章，罷免另一個可能對他的權力造成威脅的郡守馮野王，進一步鞏固了王氏外戚集團專權的基礎。王鳳死后，他推薦的叔伯兄弟王音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他的三兄弟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把持了京師的衛戍治安大權。王音在輔政八年后死去，王政君的另一個兄弟王商任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繼續秉政。四年后，他在升任大司馬大將軍之后死去，他的另一個兄弟王根被成帝任命為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繼續執掌漢皇朝的權柄。再后，當王根年老致仕時，就與王政君合謀，讓他們的侄子王莽繼承了大司馬大將軍的位子。此前，王氏外戚集團中已經有10人封侯，他們是：王政君的父親、陽平侯王禁（王鳳后來嗣侯）、安成侯王崇、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安陽侯王音、新都侯王莽、王政君的外甥、定陵侯淳于長。如此一來，“一門十侯，五大司馬”的王氏外戚集團，終于為王莽的篡政奠定了不拔之基。

王莽(前45一公元23年)三十八歲的時候，擊敗了有可能執政的王家外甥淳于長，代其叔父王根秉政，做了大司馬大將軍，掌握了漢皇朝的實權。后來，雖然由于哀帝的繼位使他在與丁、傅外戚集團的斗爭中一度受挫，被迫蟄居六年，但到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死去，他又東山再起，重新當上大司馬大將軍。接著，他一面立九歲的漢平帝作為傀儡，一面清除政治上的反對派，“附順者拔擢，忤恨者族滅”，大權在握，成了事實上的漢朝皇帝。之后，他利用當時今文經學泛濫形成的對“天命符瑞”的迷信，精心導演了一幕代漢自立的鬧劇，由事實上的皇帝變成了真正的皇帝。

△王莽像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脅迫元后封自己為太傅、“安漢公”，取得了當年周公在成王初期的權力。第二年，他把自己的女兒安排為漢平帝的皇后，近一步用雙重裙帶關系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祿位。元始四年(公元4年)，他又諷喻元后加封自己為“宰衡，位上公”。接著，再以“加九錫”的封賞使他具有了近于皇帝的威儀。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王莽為了掃清他登上真龍寶座的障礙，以進壽酒為名鴆殺了年僅十四歲的漢平帝，選擇了二歲的孺子嬰為帝位繼承人。緊接著，王莽又援引“周公踐祚”的古例，挾持元后封他做“攝皇帝”。第二年五月，再晉為“假皇帝”。十一月，他借著梓橦無賴哀章獻上的符命，將“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的誓言拋到九霄云外，于公元9年(始建國元年)元旦舉行了登基大典，改國號為“新”，完成了代漢的最后一幕。

王莽的代漢之所以順利地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劉氏皇朝的腐敗無能造成了整個社會對改朝換代的向往。而王莽在執掌漢朝大權后的所作所為，又使他幾乎成為社會各階級所矚望的代漢人選。

王莽依靠外戚關系，使用各種手段，輕而易舉地奪取了政權，興高采烈地登上了新朝皇帝的寶座。但是，他究竟能將這個皇帝位子占據多久，卻不取決于他的手段如何高明，而是決定于他對西漢皇朝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采取什么樣的解決辦法。“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詩人的憤怒來源于對王莽背叛“臣子事君以忠”的封建道德信條。其實，王莽篡漢本身并不構成什么罪惡。他的新朝所以成為一個短命王朝，是因為他制定的一系列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案恰恰對這些矛盾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立即依照《周禮》設計了一套披著復古外衣的改造藍圖。主要內容有王田奴婢政策、五均六筦之法、幣制改革、官制改革和制禮作樂等。但所有這些改革措施最后都沒有逃脫失敗的結局，王莽新朝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平心而論，王莽在代漢前辦了一些好事，他看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奴婢問題的嚴重，注重吏治，發展教育，統一度量衡等，都應該得到歷史的肯定。但是，由于王莽的政策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些政策因用人不當而變質，因而先后宣告失敗。王田奴婢政策因受到來自各個階級的反抗早已停止執行，因而土地兼并只能更加劇烈地進行，私奴婢增加之勢無法遏止，官奴婢又因苛酷的刑罰而大量增加。五均六筦在富商大賈搖身一變而來的羲和命士等的主持下，變成了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無情的劫掠，而頻繁的貨幣改革則幾乎變成了封建國家對勞動人民和工商業者的明火執仗的搶劫。所有這一切，都從不同方面加速了農民同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分離，造成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極度混亂，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樣一來，必然使西漢末年已經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廣大勞動人民除了以武裝反抗死里求生外，再也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了。

原載于彭門創作室導師孟祥才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秦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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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薛兆恒

審核:李懂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