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彭門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山東臨沂人，196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前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史學會副會長，山東農民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文帝劉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在位）是劉邦的薄姬生的兒子，封為代王。諸呂集團被誅殺后，他被周勃、陳平等一班老臣擁戴為皇帝。在位期間，他繼續推行黃老的政治路線，“無為而治”，求穩求安。繼續執行從惠帝開始的輕徭、薄賦、節儉、省刑的“與民休息”的政策。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他下詔“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廢除了自秦朝就實行的苛酷的連坐罪。第二年的十一月，他下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徭費以便民”。正月，他親耕籍田，表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三月，宣布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允許臣民上書。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秘祝之官，五月，又以緹縈上書為契機，下令廢除實行數千年之久的肉刑。接著，又下令“除田之租稅”。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發生旱、蝗災害，他下令免除諸侯貢金，“馳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在劉恒在位的23年中，他一直堅持節儉的原則，“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以利民”。他曾打算建一個露臺，召工匠計算成本，需百金。他慨嘆說：“百金，抵十戶中產之家的財產，我居于先帝的宮室，常感羞愧，還做什么臺！”他自己穿比較粗糙的衣服，所寵幸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不拖地，他們用的幃帳也不加文繡。目的是為天下作敦樸的榜樣。在修建自己的陵墓霸陵的時候，他下令只用瓦器，不用金銀銅錫制作飾物，不起高大的墳塋，目的都是為了節省民力。再有，劉恒為人比較大度，對臣下也比較寬厚，因而君臣關系、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也比較緩和，這顯然也促成了社會的穩定。
由于劉恒實行的政策順應了社會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老百姓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愿望，從而激發了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使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形成了漢代歷史上稍有的清明時代。司馬遷贊譽說：“漢興，至孝文四十有余載，德至盛也。”是有事實根據的，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辭。
文帝的政治思想中有幾個重要支點。一是民本理念和與之相連的重本抑末意識。他登基伊始，就在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發布了兩個詔書。其一是《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其二是《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這兩個詔書表現了文帝對弱勢群體“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和老者的關懷，他顯然認識到，如果這些世上最孤苦無告的群體衣食無憂，整個社會也就安定了。二年（公元前178年）正月，他發布了《開藉田詔》：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同年的九月，他又發布《勸農詔》：
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再次發布《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下一年的六月，他又一次發布《勸農詔》：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厪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此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這些詔書，有的是赦免輕微犯法和還不起官貸的農民，更多的是強調農本，通過減免田租緩解農民的負擔，體現的都是民本和重本的思想。為了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還在十二年的三月發布《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要求各地按人口多少設置三老孝悌力田，使他們成為農民的表率，并對這些人進行獎勵：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文帝的政治思想的第二個支點是省刑。包括廢除訞言罪、祕祝罪和肉刑等內容，這顯然也是從民本出發的改善臣民百姓生存環境和條件的措施。二年（前178年）五月，發布了《除誹謗訞言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后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這個《除誹謗訞言法詔》，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近似今日的所謂“言論罪”，對于廣開言路，聽取不同意見，自然是有好處的。此詔的頒布，顯示了文帝政治上的開明，在當時尤其難能可貴。
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夏，發布了《除祕祝詔》，解除了官員的誹謗罪。緊接著，在五月，又發布了《除肉刑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敎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這個廢肉刑的詔書，盡管在執行中還要大打折扣，但在中國歷史上，卻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宣布廢除肉刑的詔書，其中充滿人道主義的調子。
文帝政治思想的第三個支點是用賢和求言。登上帝位的劉恒意識到，漢朝建立已經20多年，和平年代的政務事多而繁雜，在中央和地方各級崗位上的那些文化素養不高的武力功臣已經很難適應日益復雜的各項事務，所以必須逐步改變官吏隊伍的結構，讓那些有文化、熟悉法律的文吏充實官吏隊伍。所以，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征召河南太守吳公任廷尉，吳公又推薦洛陽才子賈誼到朝廷做了太中大夫。后來又有文吏張釋之進入劉恒的廟堂，做了廷尉的高官。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他發布了《策賢良文學詔》：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徳，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隠。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宻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在這份詔書中，他要求自諸侯王至二千石的所有高官，都要向朝廷推薦賢良文學，即知識分子，請他們就“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等國家大事，毫無保留地陳述自己的意見，顯示了求賢之切和虛心納諫的態度。后元年（公元前163年）三月，又發布了《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這個《求言詔》是向朝廷內外所有官員發出的征求對當前國家遇到的重要問題意見的文件，既表現了文帝對國家、社會和民生的憂慮，也展現了他虛心聽取臣下意見的發自肺腑的真誠。作為“萬民之主”和操控國脈民命的皇帝，他能夠認真地做到這一步，真不愧“圣明之君”的稱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