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彭門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山東臨沂人，196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前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史學會副會長，山東農民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當然，文帝的政治思想中還有堅持皇帝制度的強烈意識，例如，他雖然大張旗鼓地封賞周勃、陳平和其他誅殺諸呂有功的高官和同姓諸侯王，但同時他們保持高度警惕，悄悄地逐步削減他們的實際權力，并任用和提拔一批親信到關鍵的崗位上，以便牢牢控制中央和地方最重要的權力。就在任命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掌控了首都的衛戍大權之后的第二年三月，他又封宋昌為壯武侯，將從代國帶來的六個親信安排做了九卿的高官。對同姓諸侯王刻意安撫，盡最大努力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不到萬不得已，不采取殺伐的手段解決矛盾，以求得國家大勢的穩定。不過，劉恒也并非一味忍讓。五年（公元前175年）六月，當濟北王劉興居謀反，發兵欲襲滎陽的時候，他還是堅決令陳武為大將軍，統兵10萬，迅速鎮壓了叛亂。與此同時，他也不動聲色地采取措施削弱諸侯王的力量。如二年（公元前178年）三月，他下令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看似“推恩”，實際上是在齊國封地又分割出兩個諸侯王國，這無形中削弱了原齊國的力量。同年九月，他“初與郡國守相銅虎符、竹使符”，將郡國的調兵權收歸中央。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他下令立原淮南王的三個兒子為王，看似大度，結果卻是將一個較大的淮南王國分割成三個小的王國，這就大大減少了他們興風作浪、反抗朝廷的可能。
文帝對少數民族政策和邊疆政策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決斷，顯示了他在統馭邊陲和治理少數民族問題上的思想。他明白，當時漢朝的國力還難以用軍事手段征服少數民族和求得邊境的安寧，于是繼承高帝和呂后時期“和”、“安”胡越的國策，以和平的策略盡量減少邊境的沖突，以便為國家和百姓贏得良好的生存環境。本來在高帝時期，由于陸賈出使南越，促使南越對漢朝稱臣歸附，使連綿的五嶺成為漢朝和南越和平交流的邊界。呂后當國時，禁止鐵器輸入南越，南越王趙佗憤然稱帝，舉兵北侵，和平的邊界又被戰火烽煙籠罩。劉恒登基伊始，即改變對南越的政策，“廼為佗親冡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之后派高帝時曾出使南粵、與趙佗建立良好私人感情的陸賈二次出使，給趙佗帶去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賜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髙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髙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髙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冡。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髙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愿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愿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這封賜書，反復強調的是和則兩利，戰則兩傷，要求恢復高帝時期的邊界，給南粵高度自治地位，通使通商，惠及兩地百姓。賜書打動了趙佗，以此為契機，重新恢復了漢朝與南越的友好交流關系。這不僅對漢朝與南越都是有利的，而且加速了漢、粵兩個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和進一步深度的融合。
對漢朝邊防最大的威脅來自匈奴。文帝審時度勢，執行“和親”政策，堅持釁不自我開的防御戰略，同時不斷加強軍事力量，隨時準備抵抗匈奴的進犯，將邊疆地區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今甘肅、寧夏交界處），在黃河以南劫掠。文帝進駐臨近北地的甘泉（今屬陜西），觀察形勢和籌劃對策。六月，即命“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將入侵者趕出北地。他接著趕到高奴（今陜西延安）、太原等地，賞賜立功軍民，慰問百姓。匈奴見一時對漢朝武力相向討不到便宜，就希望恢復“和親”故約，文帝順勢回書，重申故約：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系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后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愿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眀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其實，文帝對單于恢復故約的請求并不十分相信，但還是發出了積極的回應。同時警惕匈奴的出爾反爾。果然，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天，匈奴寇邊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卬。文帝立即命三位將軍屯兵隴西（今甘肅臨洮）、北地（今甘肅慶陽北）、上郡（今陜西榆林南），并親往前線勞軍。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指揮發兵反擊，將匈奴驅逐出境。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他發出《與匈奴和親詔》，向全國臣民解釋國家應對匈奴的政策，重申與匈奴“和親”、“結兄弟之意，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的道理：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同時送出《遺匈奴和親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后，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與要求南越王去帝號不同，文帝完全將匈奴放在與漢朝對等的地位，只是要求雙方以長城為界，互不侵犯，這種帶有民族平等的意識不能不說是特有價值的政治思想遺產。與匈奴實現“和親”后，文帝又向全國發出了《與匈奴和親布告天下詔》：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乆親，后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這顯然是要求全國臣民一體遵守之意，說明文帝對和約是真誠的，但他也并不認為有了和約就可高枕無憂，而是時刻保持警惕。果然，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三萬人侵入上郡（今陜西榆林南），三萬人侵入云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劉恒指令周亞夫為代表的六位將軍督軍屯駐各戰略要地，嚴陣以待。匈奴見無機可乘，數月后自動退軍。總起來看，劉恒對付匈奴的方略是正確的。因為堅持釁不自我開，使匈奴找不到與漢朝開戰的借口，雖然不能完全避免匈奴的侵擾，但由于同時采取積極防御的策略，終文帝之世，匈奴對漢朝并未造成太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