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作室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齊魯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齊魯學刊》《史學月刊》《江海學刊》《人文雜志》《史學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第五章
誨人不倦（二）
第五章?誨人不倦（二）
樂正子是孟子比較鐘意的學生，孟子在齊國的時候，樂正子正在做鄒國大夫王子敖的家臣，因公事隨王子敖來齊國。他來齊國后，沒有馬上拜見孟子，而是等公事安排就緒后才到孟子那里拜望老師。孟子認為他沒有做到尊重師長，兩人見面時，于是就有了師生如下一段對話：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問：“你是來看我嗎？”
樂正子有點不解地反問：“先生為什么說這樣的話呢？”
孟子問：“你什么時候到齊國？”
樂正子回答：“昨天。”
孟子說：“既然是昨天，那么，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嗎？”
樂正子辯解：“住所沒有找好呀。”
孟子說：“你聽說過，要住所找好了才來見長輩嗎？”
樂正子只好承認：“是我錯了。”
孟子顯然對樂正子至齊而沒有立即拜見自己很不滿意，同時對他到王子敖家中服務也不予認可，就批評樂正子說：“你跟隨著王子敖來，只是為著飲食罷了，我沒想到你學習古人的大道竟然是為著飲食啊。”這里孟子對樂正子的批評看起來很不客氣，實際上是因為對他期之重，所以責之嚴。總體上，他對樂正子的評價是很高的。所以當浩生不害問他“樂正子何人也”的時候，他贊揚樂正子是“善人”和“信人”，即好人、實在人。并解釋說，那人值得喜歡便叫好；那些好處實際存在于他本身便叫實在；那些好處充滿于他本身便叫做“美”；不但充滿，而且光輝地表現出來便叫做“大”；既光輝地表現出來了，又能融會貫通，便叫做“圣”；圣德到了神妙不可測度的境界便叫做“神”。樂正子正是介于好和實在兩者之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的人物。
萬章也是孟子比較鐘意的學生之一，《孟子》一書記載了他們之間的不少對話，比較典型地展示了孟子因材施教的場景。一次，萬章請教交朋友的原則，孟子回答說：“不倚仗自己年紀大，不倚仗自己地位高，不倚仗自己兄弟的富貴。交朋友，是因為朋友的品德而去交他，所以心目中不能存在任何有所倚仗的觀念。以孟獻子為例吧，他是一位具有一百輛車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樂正裘、牧仲，其余三位，名字我忘記了。獻子同這五位相交，自己心目中并不存在自己是大夫的觀念。這五位，如果也存在著獻子是位大夫的觀念，也就不會同他交友了。不僅具有一百輛車馬的大夫是如此，縱使小國的國君也有朋友。費惠公說：‘我對于子思，則以為老師；對于顏般，則以為朋友；至于王順和長息，那不過是替我工作的人罷了。’不僅小國的國君是如此，縱使大國之君也有朋友。如晉平公與亥唐就是朋友：亥唐叫他進去，他就進去；叫他坐，他就坐；叫他吃飯，他便吃飯。即使飯食是糙米飯和小菜湯，也不曾不飽。然而，晉平公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他不會同亥唐一起共有官位，不會同亥唐一起治理政事，更不會同亥唐一起享受俸祿。嚴格說來，這只是一般士人尊敬賢者的態度，還不是王公尊敬賢者應有的態度。舜謁見堯，堯請他這位女婿住在另一處官邸中，也請他吃飯，舜有時也請堯吃飯，互為主人和客人。這是以天子個高位同百姓交友的范例。以職位卑下的人尊敬高貴的人，叫做尊重貴人；以高貴的人尊敬職位卑下的人，叫做尊敬賢者。尊重貴人和尊敬賢者，道理是相同的。”這里孟子教導學生交友必需遵循的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平等相待，以各自的品德互相吸引，忘卻彼此的身份地位。二是不要企圖通過交友撈好處。這就是說，朋友關系不要摻雜功利，而只是出于互相傾慕的純情。最后，孟子要求在交友中還要堅持“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原則：一個鄉村的優秀人物便和那一個鄉村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全國性的優秀人物便和全國性的優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優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優秀人物交朋友。認為和天下性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不夠，便又追論古代的人物：吟詠他們的詩歌，研究他們的著作，不了解他們的為人，可以嗎？所以要討論他那一個時代。這就是追溯歷史與古人交朋友。
咸丘蒙同樣是孟子比較鐘意的學生，孟子同他的一段對話，突出了孟子在教授知識時所展示的新見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徳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靣而立，堯帥諸侯北靣而朝之，瞽瞍亦北靣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是二天子矣。”
咸丘?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這里咸丘蒙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舜代堯做了天子，堯便率領諸侯向北面去朝他，舜的父親瞽瞍也向北面去朝他，舜見了瞽瞍，顯得有點跼促不安，這是真的嗎？這或許是真實的歷史。但孟子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尊君理念出發，堅決與以否認。咸丘蒙根據《詩·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提出第二個問題：如果舜做了天子，而瞽瞍卻不是臣民，又是什么道理呢？孟子先是否認咸丘蒙對《詩·北山》的解釋，不正面回答咸丘蒙的問題，而后就是大講貴為天子的舜以天下養父母，已經達到了孝敬父母的極點，所以這里根本就不存在舜是不是瞽瞍兒子和瞽瞍是不是舜的臣民的問題。人們在閱讀《孟子》時，可能不止一次地發現他對經典解釋的隨意性，其實所有這些解釋，都是為宣揚和論證他的基本理論服務的。
孟子在教育學生時，一方面強調規矩，即學習必須遵守一般的原則和規程，另一方面更強調“心領神會”，掌握規矩之外的技巧，即自己創新的能力。他說：“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意思是，古代的神箭手后羿教人射箭的時候，一定拉滿弓；學習的人也一定要求努力拉滿弓。而有名的木工匠人教誨徒弟，一定是依循規矩，學習的人也一定是依循規矩。這就是“無規矩不能成方圓”。然而僅僅依靠規矩，還不能獲得創新的“巧”：“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意思是，木工以及專作車輪或者車廂的人，雖然能夠把制作的規矩準則傳授給別人，卻不能夠使別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這種技巧是要靠自己去尋找和體會。這實際上是要求學生既要中矩中規地跟老師學習知識和各種技能，又要用心獲取知識和技能之外的創新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又說：“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意思是說，高明的工匠不因為拙劣的工人改變或者廢棄規矩，后羿不因為拙劣射手而變更拉開弓的標準。君子教導別人，正如射手，張滿了弓，卻不發箭，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啟發和引導學習者跟著來。要求學生一方面要遵循規矩，一方面更要在老師的啟發下，努力創新。
在強調規矩的同時，孟子也強調學習知識必須遵守循序漸進的規律，從小到大，由淺入深，從易到難，由簡單到復雜，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臺階，不能任意躐等，更不能想當然地超越。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他講了那個后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拔苗助長”故事：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這里通過這個故事，講清的是這樣一個道理：時刻關注和幫助學生成長，但卻不能違背規律，像宋人拔苗助長那樣幫他成長。因為這樣做不但對他的成長無益，反而害了他。
孟子知道做一個高明的老師并不容易，他必須具有淵博的學識，對所教授的內容有透辟的了解；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老師糊糊嘟嘟，卻要求學生明白所學的一切。他無限感慨地說，賢人教導別人，必先使自己徹底明白，然后才去使別人明白；今天的人教導別人，自己還模模糊糊，卻要求被教的人明白，這怎么可能呢？他要求學生努力學習，勤于思考，使自己經常處于“溫故而知新”的狀態。他對可能有些懶散的學生高子說，山坡的小路只有一點點寬，經常走它就變成了一條路；只要有一個時期不去走它，它就會被茅草堵塞了。現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孟子自己不迷信權威，他也要求學生不迷信權威，不怕向頂尖級的古人、今人以及賢人挑戰，敢于同他們比肩。但他同時要求學生放低身段，虛心求教，千萬不要自以為是，自恃高明，傲視老師和同輩。他對弟子滕更所以很不滿意，就是因為這個學生缺乏虛心向學的態度：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勛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這里，公都子問孟子，滕更在您門下的時候，似乎應該在以禮相待的行列，可是您卻不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究竟為什么呢？孟子回答說，倚仗著自己的勢位而來發問，倚仗著自己賢能而來發問，倚仗著自己年紀大而來發問，倚仗著自己有功勞而來發問，倚仗著自己是老交情而來發問，都是我所不回答的。在這五條中，滕更就占了兩條呀。這就是說，孟子對于學習態度不端正的學生，是不屑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的。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些學生，如愚蠢而不可理喻者，孟子也不屑教誨。他這樣做，并不是放棄教育的責任，而是讓學生深思痛悔，轉變學習態度。所以他說：“教育也有很多方式，我不屑于去教誨他，這也是一種教誨呢。”
孟子特別教育自己的學生明白，任何成才成功的優秀人物，都要經過艱苦的磨煉，只有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的人，才能當得起天下大任。對此，他說過一段膾炙人口的話：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孟子對學生們語重心長地說，想想歷史吧，五帝之一的舜是從田野之中興起來，商朝的名臣傅說是從筑墻的工作中被提舉出來，膠鬲是從魚鹽的工作中被提舉出來，齊國的管夷吾是從獄官的手中被釋放而提舉出來，楚國的孫叔敖是從海邊被提舉出來，秦國的百里奚是從買賣場所被提舉出來。所以，天將要把重大任務落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要苦惱他的心志，勞動他的筋骨，饑餓他的腸胃，窮困他的身體，使他的每一個行為總是不能如意，這樣，便可以震動他的心志，堅韌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一個人，錯誤常常發生，才能改正；心志困苦，思慮阻塞，才能有所發憤而創造；表現在面色上，吐發在言語中，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國內沒有有有法度的大臣和足為輔弼的士子，國外沒有相與抗衡的鄰國和外患的憂懼，經常容易被滅亡。我說這些，無非是讓你們明白，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樂卻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孟子還教育學生，人生天地間，要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有所為，有所不為。他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不干那些我所不愿干的事，不要那些我不愿要的物，這樣就行了。因為堅持獨立人格，所以比誰都不矮一頭，在誰面前都立得起，站得正。他意氣昂揚地說：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魏然。堂高數仭，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知道，在他的時代堅持獨立人格，必須在當時最顯赫的權勢者——諸侯國君面前挺起脊梁，所以他告訴學生，向諸侯進言的時候，就要藐視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為什么？你那些顯示權勢和享受的東西我不稀罕！殿堂的基礎兩三丈，屋檐幾尺寬，我如果得志，不這樣干。菜肴滿桌，姬妾數百，我如果得志，不這樣干。飲酒作樂，馳驅田獵，跟隨的車子千把輛，我如果得志，不這樣干。他所干的，都是我所不干的；我所干的，都符合古代的制度，我為什么怕他呢？
孟子就這樣，終生堅韌執著、無怨無悔地從事著他鐘情的教育事業。一撥又一撥的學生走進他的門庭，沐浴他的教澤；一撥又一撥的學生離開他的門庭，走向四面八方。可能因為
孟子一直站在該時代思想的制高點上獨領風騷，他的學生輩中，沒有出現一個在學問和名氣上超過老師的人物，而且隨著歷史的篩選和淘汰，他的許多學生的名字和事跡都湮滅了，但是，孟子從事的教育事業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仍然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正是由于他的出現，儒學得以在戰國時代“楊、墨之言盈天下”的氛圍中重振雄風，他教育出來的大批學生，成為這支儒學隊伍的中堅。而正是這支隊伍在儒學的傳承中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從而形成了戰國晚期儒學的浩蕩大軍。孟子和他的學生創造的學術環境，為戰國儒學最后一位登上思想制高點人物荀子的出現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而當荀子以思想學術大師的姿態出現在稷下學宮的講壇上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時候，“百家爭鳴”的歷史就要劃上圓滿的句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