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chuàng)作室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xù)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齊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guī)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齊魯學刊》《史學月刊》《江海學刊》《人文雜志》《史學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fā)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yè)技術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孟祥才先生

由姜尚開啟的齊學為齊國找到了一條順從民欲、追求富強的發(fā)展之路。經(jīng)過西周時期三百多年的發(fā)展，到公元前770年春秋時代開始的時候，齊國已經(jīng)成為雄踞黃河下游的東方第一諸侯大國。在前770年—前476年近三百年的春秋時期，齊國的思想文化更獲得了長足發(fā)展，產(chǎn)生了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雙子星座——管仲和晏嬰。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以簡潔的筆觸記述了他們的思想和事功。

管仲，字夷吾，春秋時期潁上（今屬安徽）人。與齊大夫鮑叔牙友善。公元前686年齊襄公去世，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奪君位。鮑叔牙事小白，管仲事公子糾。最后小白獲勝，是為齊桓公。在這場政爭中幾乎致小白于死命的管仲反而被任為齊相，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就了春秋首霸的偉業(yè)。《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的思想和業(yè)績：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qū)區(qū)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爾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于諸侯。

論述管仲思想，《管子》一書是重要文獻。但歷代學者對該書是否反映管仲思想多持異議。近年來，由于如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不少學者論定《管子》一書雖然不是管仲一人著述，但與《國語》《左傳》《韓非子》和《史記》對勘，卻可以確定其中大部分內容都能夠反映管仲的思想。管仲是一個樸素唯物論者，他提出了水是“萬物之本原”的觀點，認為水為“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不僅是萬物中最重要的物質，而且是構成萬物包括人的基本元素：

（水）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chǎn)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shù)，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管仲還企圖用各地水勢、水質的不同解釋不同地區(qū)人民氣質性情的差異，認為齊人的“貪粗而好勇”，楚人的“輕果而賊”，越人的“愚疾而垢”，秦人的“閑戾、罔而好事”，晉人的“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人的“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人的“閑易而好正”，都是當?shù)夭煌乃畡荨⑺|所致。這種解釋自然是不科學的，但卻是從物質出發(fā)的解釋，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管仲的“水本原論”與比他晚近一個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的“水本原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說明人類的認識都是遵循著同樣的規(guī)律發(fā)展。

?管仲

管仲的政治思想體現(xiàn)在他的“順民心”和“四維”的學說。《管子·牧民》：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管仲“順民心”的政治理念通過“六興”即六項具體措施加以落實。這六項措施是，一、“厚其生”：“辟田疇，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二、“輸之以財”：“發(fā)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三、“遺之以利”：“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四、“寬其政”：“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五、“匡其急”：“養(yǎng)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六、“賑其窮”：“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疲）露，資乏絕”。管仲認為，“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為也。”在管仲看來，只要君主能夠“順民心”，從民欲，“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就可以做到君民同體，國家和民眾高度團結，“以國守國，以民守民”，無需統(tǒng)治者命令，民眾就會自動服從統(tǒng)治者的意志，衛(wèi)國衛(wèi)民，成為堅不可摧的長城。管仲“順民心”的思想承認了人民追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和統(tǒng)治者必須滿足這種愿望的責任，而且要求統(tǒng)治者在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的同時實行輕徭薄賦的稅收政策，并以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措施使民眾免除凍餒之苦。這里體現(xiàn)的是管仲對傳統(tǒng)民本意識的弘揚。

管仲在強調“順民意”、“從民俗”的同時，也強調維護等級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的意義，并將其提到關乎國家存亡的高度：“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的“四維”指的是禮、義、廉、恥。他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jié)，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jié)，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管仲特別重視禮，將其列為“四維”之首，表明他對維護等級制度的篤信和執(zhí)著。他一再強調維護等級制度的重要性，說：“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jié)，而求百姓之遵主政令，不可得也。”又說：“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制，六畜人徒有數(shù)，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谷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紋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與）朝官吏，以（與）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絲 ，不敢畜連乘車。”在管仲看來，禮制規(guī)定了社會上所有人的行為規(guī)范，而恰恰是這些行為規(guī)范使社會處于有序運行的狀態(tài)，所以禮是絕對不能違背的。管仲同時認為，廉恥觀念的樹立，對社會上的所有人，特別是百姓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禮只是對人的行為的外在約束，而廉恥意識卻能夠使人自覺約束自己的行動。這對建立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更具有深遠意義。他說：“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jié)，不可得也。”管仲進而認為，增強百姓的“四維”意識，使之在行動上實踐“四維”的理念，必須廣泛宣傳，要求他們從小處做起，注意防微杜漸，通過不斷的積累和培養(yǎng)，一方面讓“四維”的觀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使實踐“四維”的理念成為自覺的行動：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shù)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正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