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彭門導師、著名歷史學家，山東臨沂人，1964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后前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為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史學會副會長，山東農民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內容概要：為應對帝國內部的階級矛盾，農民起義不斷的國內形勢，以頒布“輪臺詔”為標志，漢武帝實行“與民休息”政策，緩和與匈奴等周邊少數民族的緊張關系，使漢皇朝又呈現了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和經濟繁榮的趨勢。而隨著漢武帝的崩逝，其繼位者昭帝、宣帝又是持什么樣的治國理念，是否將漢武帝晚年與民休息的政策繼承下去呢？讓我們跟隨本文來了解一下昭帝、宣帝的政治思想吧！
昭、宣二帝，尤其是宣帝的賢人政治理念，主要體現在不斷地詔舉孝廉和賢良文學以及不斷地推尊循吏。如：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四月，“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十一月，“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八月，“其博具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眀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神爵四年（公元前62年）四月，“令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西漢一朝，真正有意識地培育、重用和表彰循吏的首推漢宣帝。《漢書·循吏傳》記載，由于漢宣帝自幼生長民間，由卑微而登至尊，知道百姓的疾苦。親政后“歷精為治”，五天聽一次百官奏事，自丞相以下都“奉職而進”。凡任命刺史守相等地方高官，一定親自談話，觀察他們的言行，聽取他們治政理民的設想，進而考察他們的行政實踐，有言行不一者必須說明原因。他常說：“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他認為郡國守相是治理好吏民的核心人物，經常更換則使百姓無所適從，所以一般情況不輕易調換他們。百姓知道他們長久任職，不可欺罔，就容易服從他們的教化。二千石政績卓著，就以璽書勉勵，增加他們的俸祿和賞金，甚至給他們關內侯的封爵，待公卿缺位時，再選拔他們中的優秀代表升任。
由于宣帝采取這些措施，他當國的年代是漢代產生循吏最多的時期。這些“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的循吏，支撐起一個被歷史學家稱頌為“昭宣中興”的時代。
《漢書·循吏傳》記載的幾個著名的循吏，如蜀郡守文翁致力于發展蜀地的文化教育，飛速地提升了蜀地人才、教育和學術在全國的分量，他創設的郡國學校官在武帝時期向全國推廣。政聲卓著的膠東相王成，受到宣帝的大力表彰。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的詔書說：“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余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黃霸的升遷更顯示了宣帝對循吏的重用和獎勵。黃霸是一個由百石卒史一步步晉升至丞相的循吏。武帝時任河南太守丞，“溫良有讓”，持法平正，深受“吏民愛敬”。宣帝時升任廷尉正、丞相長史。不久因牽入夏侯勝案入獄被判死刑，在獄三載，從夏侯勝學習《尚書》不輟。后被赦出獄，先任諫議大夫，不久升任揚州刺史，三年，因治績優異，宣帝下詔晉升他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同時特批準他享有一般太守沒有的榮譽：“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薄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
?黃霸在潁川太守任上，及時宣布皇帝的恩澤詔書，令郵亭鄉官養雞養豬，為鰥寡貧窮百姓改善生活。設置父老師帥伍長，讓他們在民間勸善防奸，“及務農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關乎百姓生活的小事，他也處處關心，盡力做好。鰥寡貧窮百姓的喪事，他每每指示鄉部小吏妥善辦理。由于黃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被“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但不久又因治馳道和征馬匹供軍用出現問題，被降職為潁川太守，秩僅八百石。不過他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而是兢兢業業，如此前在潁川太守任上之所為，前后八年，將潁川治理得政通人和，成為全國最安定繁榮的地區。宣帝于是下詔稱揚說：“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同時受到“賜爵及帛”的還有潁川的“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
后數月，即晉升黃霸為太子太傅，再升御史大夫，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代丙吉做了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朱邑以鄉嗇夫進入仕途，“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累遷太守卒史、大農丞、大司農。“為人淳厚，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朱邑病逝，宣帝十分痛惜，下詔表彰說：“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強外之交，束脩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兇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另一循吏龔遂，以明經為官，先任昌邑王劉賀的郎中令，因王淫亂，被牽連“髡為城旦”。宣帝即位后，渤海郡一帶因饑荒引發農民起義，地方官束手無策，經丞相推薦，宣帝任命龔遂為渤海太守。這時龔遂已經70多歲，他從宣帝那里討得便宜行事的權力，單車進入渤海郡后，立即發布文書，宣布凡持農具者皆為良民，官兵不得拿問；凡持兵器者為盜賊，官兵即行緝拿訊問。結果渤海郡一帶的農民起義很快消解。他接著開倉濟民，選用良吏，勸課農桑，發展生產，使“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龔遂的行政得到宣帝的賞識，幾年后，念他年老，特調他至朝廷擔任工作比較輕松的水衡都尉，一直到死都受到皇帝的敬重。
還有一個循吏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以郎官起家，任上蔡長時，“其治視民如子”，后任零陵太守、南陽太守。在南陽，他“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又興修水利，以廣灌溉，提倡移風易俗，禁止婚喪嫁娶鋪張浪費，約束郡縣官吏子弟不得游手好閑。結果是“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深得百姓愛戴，被稱為“召父”。經過荊州刺史奏報，宣帝賜他黃金40斤，升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多次“增秩賜金”。元帝時，召信臣升任少府，在任期間，提出了不少朝廷節省開支、取消浪費的建議，每年為國家節約數千萬。元始四年（公元4 年），平帝下詔推選漢興以來“有益于民”的好官，最后入選的是蜀郡的文翁和九江的召信臣，享受官方立祠祭祀。
班固對宣帝當國時期的政況國勢倍加贊揚：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后嗣，可謂中興，侔徳殷宗、周宣矣。
如此頌揚雖不無溢美之處，但總體上還不失為中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