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作室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齊魯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齊魯學刊》《史學月刊》《江海學刊》《人文雜志》《史學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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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有一部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被譽為先秦道家學派的開山之作。在它產生后的兩千多年間，學術界對它的關注歷久不衰。自漢朝開始，直到今天，學者對它的注釋不下百家，對書中所展示的思想意蘊的研究、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息，原因在哪里呢？

一是因為《道德經》的作者老子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歷代對他的真實性、時代性和他與《道德經》的關系的爭論不斷，聚訟紛紜，至今也難以達成共識。可以說，罩在老子頭上的那一層神秘兮兮的紗幕一直沒有徹底揭開，使他長期無法脫離“朦朧”狀態，人們對他的認識也始終如霧里看花。二是因為《道德經》五千言是一篇充滿哲理、言簡意賅的“朦朧”的詩體散文，后人幾乎對其中的每一章、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的解釋都岐義紛呈。從學術上看，這種情況是完全正常的。不過，話又說會來，盡管學術上對老子這個人和他那部書的認識分歧很大，但共識還是有一些，這就是公認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尤其是其中的辯證意識，代表了當時中華民族思維發展的最高水平。

雖然學術界對老子的姓氏、里籍、生平事跡有多種多樣的看法，但是，我認為還是應該承認，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他的記載基本上是可信的。

司馬遷的記載告訴我們，老子這個人是真實存在的。他生當春秋晚期，比孔子略早一點。他是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過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即國家圖書館館長和博物館館長。正是由于擔任這一職務，使他有條件閱讀周王室珍藏的歷代典籍，能夠見識大量的珍寶器物，成為當時學識最淵博的人。據《莊子》一書的記載，孔子30多歲到洛陽時，曾經登門拜訪老子，向他請教有關禮的問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也抄錄了這一段記載。據說孔子辭別老子時，老子對他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聽說，富貴之人拿錢財送人；仁德之人拿有益的話送入。我不是富貴之人，就冒充仁德之人，送給你幾句話作為臨別贈言吧：聰明深察的人接近死亡，因為他喜歡議論是非；雄辯博學的人危害自身，因為他喜歡揭發別人的短處。所以，做人的兒子心中不要有自己，做人的臣子也不要有自己。”又說：“君子遇到明主就駕車侍奉他，不遇明主就像飄蓬一樣隨風流轉，刮到哪兒就在哪兒。我聽說，一個優秀的商人將財富深藏不露，似乎一無所有。一個德行高尚的君子，容貌好像很愚笨，去掉你的驕氣和奢望，去掉你姿態的容色和淫逸的志向，因為這些對你自身都是無益的。我所能告訴你的，也就是這些了。”離開老子后，孔子一直絞盡腦汁體味他那段話的深意。后來，孔子對弟子們講了他對老子的看法：“鳥兒，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飛；魚兒，我知道它能在水里游；野獸，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在地上跑的，能夠用網把它逮住；在水中游的，能夠用線把它釣出來；在天上飛的，能夠用弓箭把它射下來。只有龍，我不知道它怎樣馭風駕云遨游青天，我見到的這位老子，大概就和龍一樣吧！”這里，孔子眼中的老子，盡管還未脫去神秘的面紗，但基本反映他的真貌。

?老子

老子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多年，眼見周室一天天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自己又無力回天，于是毅然辭職，離開洛陽西行。經過函谷關（一說散關）時，關令尹喜對他說：“夫子您要隱居了，請勉為其難，將您的著作寫出來，留給后人吧。”老子于是在關城寫出了《道德經》上下篇五千言后，就出關西去。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的結局怎樣，就沒有什么記載了。魯迅后來寫了一篇小說《出關》，用勾勒漫畫的手法，塑造了一個鼓吹“無為”，實際上什么都不能做的老子形象。

由于確切記載的老子事跡實在太少，而僅有的記載在時間標記上又十分模糊，特別是流傳至西漢時期的《道德經》文本還顯露了不少戰國時代的色彩，這就使為老子作傳的司馬遷對他生活的時間定位也產生了不少困惑，司馬遷于是不得不記下當時有關老子的各種說法。如說老子就是隱居蒙山之陽的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又說老子就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見秦獻公的周太史儋，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二百多歲。

因為司馬遷記載的老子略早于孔子，而在《道德經》中不少地方又展現出戰國的時代色彩，后世學者對于老子的時代定位就產生了較大的岐義。主張老子為春秋中葉、戰國中葉和戰國后期者都不乏其人。上世紀20年代，在北京大學的講堂上，老師胡適和學生顧頡剛就為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胡適主張春秋中葉說，顧頡剛主張戰國中葉說，師生互不服氣，誰也不退讓，最后逼得胡適敲著桌子聲音提高八度，但又不失幽默地說：“老子就是老子，反正不是我的老子！”郭沫若基本上認同胡適的觀點，認為老子略早于孔子或與孔子同時，是孔子的老師一輩人。《道德經》是老子的著作，是道家學派的主要經典。它之所以飽含戰國時代的色彩，是道家后學弟子不斷潤色的結果。該書定稿應在戰國中期，可能完成于楚人環淵之手。郭沫若關于老子和《道德經》一書的解釋道理比較充分，在學術上有相當強的說服力。上世紀90年代在湖北發現的郭店楚墓竹簡《老子》，被不少學者認定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文本，它雖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德道經》和后世流傳的《老子》有較大差異，但核心內容則一脈相承，證實了胡適和郭沫若的論斷是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