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作室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齊魯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齊魯學刊》《史學月刊》《江海學刊》《人文雜志》《史學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孟祥才先生
在春秋后期復雜多變的階級關系中，老子究竟占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他的思想反映了哪個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呢？對此，學術界有著不同的認識。
有的學者認為他代表了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利益，根據是他對社會變革持消極保守的態度，希望社會倒退而不是前進。有的學者認為他代表小生產者或破產的農村公社成員的利益，根據是他反對剝削，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傾向。還有學者認為他代表剛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氏族公社成員的利益，根據是他對理想化的“小國寡民”的向往。老子究竟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主要應該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是什么。
老子的確提出了反對剝削的思想。他說：“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經·七十七章》）意思是，所謂天道，就好像一張拉開的弓，高了就壓低，低了就舉起，多余的就減少，不足的就補充。天道的規律就是減損有余，補充不足。可如今，人間的作法卻與天道相反，是讓不足的奉獻給有余的。老子認為人間這種“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做法，即富人剝削窮人的做法是極其不合理的.他認為人間應該學習“天之道”，把多余的拿來供給天下不足的人。這種思想顯然帶有一種平均主義的色彩。老子認為他所處的社會充滿貧富不均，一方面是統治者和富人驕奢淫逸，殘酷剝削人民，一方面是廣大勞動人民啼饑號寒，痛不欲生。這種社會實在是不合理、要不得的。老子有自己的理想社會，他將這個社會作了這樣的描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兵甲，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八十章》）
你看，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國，國土小，人民少，沒有戰爭，人民都安居樂業。縱有十夫長、百夫長那樣的統兵人才，也無用武之地。人民都看重自己的生命，不愿遷徙到遙遠的地方。所以，盡管有船只和車輛，也沒有人去乘坐；雖然有堅甲利兵，也沒有機會陳列出來，更不用說使用了。由于生活單純，事務簡單，人民于是又恢復了結繩記事的方法。由于人民生活簡樸，容易滿足，大家都對簡單樸素的生活十分滿意，都覺著飲食香甜，欣賞衣服漂亮，滿足于房屋的安適，喜愛風俗的美好。由于四周小國林立，鄰國間靠得很近，彼此可以看得見，雞鳴狗吠的聲音可以聽得見。但因為彼此都安于自己的生活，鄰國間的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來。
顯然，老子對他的理想國充滿了激情和向往，因為這里有永久的和平而沒有戰爭，有簡單質樸的生活而沒有奢華和競爭，國家小而封閉，人民少而安寧，這樣的理想國只能是原始社會剛剛向奴隸社會過渡時出現的部落奴隸制國家。在這里，階級分化還不明顯，貧富差距也沒有拉開，原始社會純樸和諧的社會風氣也還濃濃地存在著。老子的時代距離遠古時期并不遙遠，許多關于那個時代的美好傳說還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面對當時社會上血雨腥風的戰爭和貧富分化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不公平，人們越懷念那個已經消失的時代，并在回憶中對那個時代進行理想化的加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老子推出了他的理想國藍圖，在與現實的對比映照中，向人們展示它誘人的色彩。然而，這個理想的社會藍圖只存在于老子的頭腦中，實際上不過是心造的幻影。老子只想到小國林立，還保留著許多原始社會良風美俗的那個奴隸社會初始階段的美好的一面，他不知道，在那個生產力十分低下的社會里，物質財富非常貧乏，人們的生存實際上是極其艱苦的，饑餓和死亡是揮之不去的伴侶，哪里有什么甘食和美服？
?老子
在老子的理想國中，統治者還是存在的，但這個統治者對被統治的人民實行的是“無為而治”，就像天道對萬物那樣：“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道德經·十章》）即生長保育萬物，使萬物生但不占有它，為萬物養但不炫耀恩德，作萬物之長但不宰制它。對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不要過多地干預，讓他們依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也像萬物依自然規律生長發育一樣。他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道德經·五十七章》）意思是，我無為人民則自然歸化，我好靜則人民自然端正，我無事則人民自然致富，我無欲則人民自然純樸。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人民幾乎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這樣堅持“無為而治”的統治者，盡管處在領導管理民眾的地位，但人民并不感到他是負擔和障礙，并且真心竭誠擁護他：“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道德經·六十六章》）也就是說，圣人在上，人民并不感到負擔沉重，圣人在前面，人民并不認為是妨礙，因此，天下人民都樂意擁戴他而不厭惡。老子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要求統治者像順應自然一樣對人民采取放任的統治政策，在遵守國家法制的前提下，讓人民比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國家和政府盡量不干預或少干預。這種統治思想和統治政策在老子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里產生了較大影響。在一個又一個新建王朝處于恢復發展經濟時期，這種思想和政策多次被提出來并加以實行，一般取都得了較好的效果。
老子夸大了人類文明進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認為文明的發展開啟了民智，物質財富的豐富刺激了人們的貪欲，而這一切恰恰是社會道德不斷滑坡的主要原因。他煽惑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無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經·十六章》）
意思是，五色使人眼花繚亂，五音使人耳朵發聾，五味使人傷胃口，馳馬打獵使人心神浮蕩，追求難得的財貨使人行為出軌，犯罪受刑。既然文明帶來如此不堪的后果，為了使社會回歸純樸，為了使人民不被財貨物欲引誘，就必須從頭做起：“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慈孝；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道德經·十九章》）在老子看來，只要滅絕聰明，拋棄智慧，人民的利益就會增加百倍。只要滅絕仁，拋棄義，人民就會慈孝。只要滅絕奇巧，拋棄財利，盜賊就能絕跡。
因此，為了國家的安寧和社會的穩定，就應該實行愚民政策。他說，古時候善于行道的人，不是開啟民智，而是推行愚民政策。人民之所以難治，就是因為他們智巧太多。所以，用智巧治國，就是對國家的損害。不用智巧治國，才是國家的福祚。只有推行愚民政策，將人民都訓育成頭腦愚昧、四肢發達的蕓蕓眾生，才能將國家和社會治理得穩定安寧。《道德經·三十六章》有這樣一段文字：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也。
意思是，不崇尚賢才，就會使人民不熱衷競爭；不珍愛難得的財貨，就會使人民不去偷盜；不看見可激發貪欲的東西，就會使人民不去作亂。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則是：使人民的頭腦簡單，使人民的肚子吃飽，削弱人民的志氣，強壯人民的筋骨，常使人民無智慧，無欲望，就是聰明的人也不敢多事。總之，按無為的原則辦事，就沒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你看，至此，老子不是已經走到反對文明，反對文化，反對社會進步的落后保守的路上去了嗎？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子代表的階級屬性是比較復雜的。就他反對當權統治者的橫證暴斂、驕奢淫逸，同情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而言，他代表了勞動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就他反對社會進步，鼓吹愚民政策而言，他又反映了沒落奴隸主貴族被推下歷史舞臺的無奈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