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明? 孟繼新
??? 在曲阜，作為圣人后裔，所有孔氏家族成員，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夠順利陪葬孔林，這幾乎成了孔氏族人心中的目標。因為，能附葬在孔子墓邊，這是很榮耀的事。但也有例外的情況，有些孔氏族人，雖然生前聲名顯赫，但去世后卻不能歸葬孔林。
舊時，犁鏵店村南有一處清代孔氏墓地（隨著近期的開發，墓地現已不存，保護標志碑尚在），墓地的起始者就是孔子的六十九代孫孔繼汾。他是六十八代衍圣公孔傳鐸的第四子，清代著名的學者、經學家。他篤志勵學，知識淵博，精通經史與金石學，手校經史諸書，刊為家塾讀本。一生從事孔氏家族史研究，皓首窮經，曾為乾隆皇帝進講過經書，官至戶部主事，軍機處行走。最后卻因文字獄含冤獲罪，直到晚年客死他鄉。按祖法不得入葬孔林，令人唏噓不已。
孔繼汾，字體儀，號止堂。十四歲時取恩貢生，二十一歲時考中舉人。因當年衍圣公孔昭煥正在年幼之時，雖爵位在身，但不能獨自掌管府務。這期間孔府的府務，基本上是由孔繼汾代管。
孔繼汾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孔氏家儀》、《家儀答問》、《劻儀糾謬集》、《喪服表》、《文廟禮器圖式》、《喪祭儀節》、《圣門樂志》、《文廟樂舞全譜》、《闕里文獻考》、《孔子世家譜》、《東家嫡系小譜·齒序》、《孔氏大宗支譜·齒序》、《行余詩草》、《文獻通考序》、《春秋金鎖匙》等。
孔繼汾因文思才干具優，而聞達于孔族內外，但是孔繼汾也因為自己的著述而引火燒身。
這年已是六十歲的孔繼汾，因著了一本《孔氏家儀》被族人告發，說是書中任意更改《大清會典》，有欺君犯上之罪，因此獲罪入獄。而且，把個衍圣公孔憲培也糊里糊涂地給牽扯進去，落了個失察之過。
乾隆五十年（1785年），孔氏族人，原任孔廟四品執事官孔繼戍，突然呈文到山東巡撫衙門，狀告革職主事孔繼汾著《孔氏家儀》一書，有增減《會典》服制，并有“今之顯悖于古者”、“于區區復古之苦心”等字樣。
山東巡撫明興，接到報案后，打開孔繼戍送來的《家儀》一看，“果然語多狂妄”。隨后，明興飭令布政使按察使再逐細磨勘，同時又飛飭曲阜縣衙門，速速查取印書的板片，拘捕孔繼汾，提解赴省訊取確供。
此案被定為大案要案，巡撫明興親自審訊，布政使馮晉祚，按察使陳守訓協助調查。
不久，孔繼汾連同被查出的印書版本，一齊提解到省。初審開始，孔繼汾便呈出一本《家儀》，但孔繼汾呈出的這本《家儀》，與孔繼戍拿來的原書互不相同。很顯然，孔繼汾呈的這本《家儀》是經過挖改的，而且還少了書中的《問答》四卷。
在審問時，孔繼汾不但不認罪，而且還據理力辯，明興見孔繼汾不服罪，且此案又關系國家重典，沒有自作處理，而是急速上奏了朝廷。奏本還附上了孔繼戍、孔繼汾呈出的各原書粘貼黃簽并孔繼汾全供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在上奏朝廷的同時，明興又委任布政使馮晉祚親詣曲阜，會同衍圣公孔憲培嚴行收繳《孔氏家儀》，并嚴查孔繼汾的其它書籍中有無妄為議論之詞。
孔繼汾雖是孔憲培近支長輩，但事到如今，他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還顧得上許多。所以當馮晉祚來到曲阜后，孔憲培沒敢怠慢，馬上會同馮晉祚帶領大批人馬，前赴孔繼汾家搜查。
孔繼汾居住的十府里，合府上下，突然禍從天降，一時間喧嚷四起，亂作一團……
而那一邊，乾隆皇帝弘歷看了山東巡撫明興上奏的奏本后，一時火起！說道：“孔繼汾曾任司員，在軍機處行走，其人小有才干，若能安分供職，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鄉多事革職，本非安分之人，故棄而弗用耳。彼應安分改過，乃著《家儀》一書，則因其平日抑郁不得志，借以沽名紓念，其心更不可問。若使仕宦通顯，必不以著述為能。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孔繼汾著書革職拿交刑部，交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孔繼戍亦著解部質訊。至孔繼汾身系圣裔，即其書果有狂妄，亦止應罪及其身，其子弟族眾均毋庸連及，以示朕遵崇先圣加恩后裔之至意。”
孔繼汾被押解到京，打入刑部大牢。
由大學士阿桂，會同刑部喀寧阿嚴審，當問及孔繼汾是如何妄作《家儀》一書，又是如何沽名紓忿，影射朝廷的？孔繼汾說：“書內所說‘今之顯悖于古’及‘時俗之萬萬不可從的’兩條，‘今’字我實指今俗而言，并不敢指斥今制。因此書說喪儀的最多，我見家中遇此事儀節多與禮相悖，如卷五內所說‘古禮斂必掩形，今俗衾不覆首，古禮束帛依魂，今俗魂帛結成人形。’如卷六內所說‘古禮大祥棄杖，今俗葬后三日即棄杖’等事，都是世俗顯悖于古不可從的。但我不說顯悖于‘禮’，竟說顯悖于‘古’，并用‘復古’等事字樣，就是我糊涂不通，該得重罪了。又書中所說‘律本簡略遂成漏文’及指出增減會典內圖次字樣各節，我因《會典》降服報服間有無明文的，如妻為夫之庶母一條，服制未詳，是以于書內增入，其實律文內既有正服則降服報服自可類推，并非簡略漏文，我又補入，實系我無知妄作。還有何辯呢。”
阿桂看了孔繼汾所稱“復古返古”等字樣，及辯論服制增減律文之處，雖書中標簽出的地方甚多，但大略總不出此數語，而孔繼汾已經認罪，可以繼續往下審別的問題。
阿桂拿出孔繼戍呈出的書，與孔繼汾所拿來的書，做了比較，指出：“孔繼戍呈出書本與原來不同處甚多，明系聞知孔繼戍要呈首，是以將違悖字樣挖改？”孔繼汾說：“我書內挖改處，都是隨時看出措詞未妥陸續刪改的，孔繼戍呈出的就是我的原本，但求查對其中多系字句未妥之處，若知道孔繼戍要將書呈首，方才挖改，書內簽出各條，我何不全行改去呢？求詳情。總之我一家世受國恩，至優極渥，繼汾具有人心，何敢稍萌悖逆之念。只因我曾經出任，緣事革職后在籍間居，無可見長，妄意著一部書，希圖宗族中說我是有學問的人，可以邀取名譽。我又糊涂不通，不知檢點，以致措詞種種舛繆。今蒙指駁詰訊，追悔無及，只求將我從重治罪就是恩典。”
阿桂見孔繼汾認罪，心中大快，便命孔繼汾在供狀上畫了押后，重新押回大牢收監起來。
既已審明，便可定罪！根據清律載：“增減制書未施行者，絞監候……”等語，對孔繼汾作出處理決定：“孔繼汾身系圣裔，曾登仕版，世受國恩，自宜明理安分。前以居鄉多事，蒙皇上不加嚴遣，僅予擯棄，孔繼汾尤宜愧悔改過，乃復因不能出仕，抑郁無聊，妄著《家儀》一書，異邀名譽。誠如圣諭‘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且《會典》為奉行定制，典則昭然。孔繼汾率以己意，援引舛繆，雖只為伊家所行儀節起見，尚非有心違悖與增減制書者，較屬有間，照增減制書律，量減一等，擬流不足以示懲儆。孔繼汾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為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
孔繼汾所著《家儀》，系于乾隆三十年刊刻，作為宗主衍圣公的孔憲培并未舉出，亦有不合。但是，孔憲培已行具折請罪在先，且蒙皇上俯念圣裔，予以寬免。孔憲培亦毋庸議。
孔繼汾已年過花甲，卻披枷帶鎖，長途跋涉，前往新疆服刑。孔繼汾的次子孔廣森，當時為翰林院檢討，由于他多方求情，并籌集了贖金，使其父于去新疆服刑的途中被赦免回籍，孔繼汾蒙遣此難，憂憤滿腔，不愿家居養老，遂南游杭州，排憂解愁，抵達不久，竟染病不得醫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六日，客死在友人梁同書家中。他的尸體被運回曲阜后，因他是被“罪”之人，不能歸葬孔林中，只得葬于曲阜城西犁鏵店村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