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彥縉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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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巖? 牛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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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木森森的孔林內,高封的墳丘前,人們常常會看到神道兩側排列著公整對稱、造型威嚴的石獸、石人、石虎、石馬、石羊、石望柱等石儀,另外還有莊重神秘的石神門。
您如果仔細在林中觀察就會發現,現存眾多石儀當中除孔子墓神道石儀為宋代樹立外,其他皆為明清時期刻立。而孔彥縉神道石儀,則是有衍圣公封號以來的第一位。
按唐以后封建社會喪葬定制,孔氏后裔族群中有許多具備卒后樹立石儀者。哪為什么官爵品秩不低的衍圣公,只有到孔彥縉時期才會有石儀始立的現象發生呢?讓我們一起去觸摸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底色。
其實,孔林立有石儀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發生,現存于漢魏碑刻陳列館,屬國寶級文物。此后除宋宣德五年在孔子墓樹立石儀外,至孔彥縉時期孔氏族人再也沒有樹立石儀的傳統了。何故?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大概禮讓謙恭的嫡裔們不想僭越祖宗吧。可歷史到了孔彥縉時期似乎注定發生某種變故。
孔彥縉為五十八代孫孔公鑒之子,剛滿周歲時父親便故去,時明建文四年(1402年)。由于父親早亡,他是在母親胡氏的含辛茹苦、精心教育下逐漸長大成人。胡氏是三氏學教授胡復性之女,知書達禮,賢惠有節,教子有方。故而孔彥縉從小就少年老成:“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游。人有忤言,言不與校,或言相媚悅,亦不為異。屹然端重,如成人焉。”
永樂八年(1410年),孔彥縉年十歲(虛歲),朱棣皇帝詔進京襲爵,順理成章地襲封衍圣公,官秩二品。朱棣初見年幼的孔彥縉言談舉止,從容詳雅,落落大方,轉身對侍臣說:“真神明之裔也!”此次召見朱棣對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彥縉襲封衍圣公后,開始主持孔子祭祀活動,管理孔府事務。他自知年輕,無論大小事都向長者征求意見,然后才行定奪。隨著年齡的增長,孔彥縉“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益寬”,表現出良好的領袖風范。身為衍圣公,嚴守輕財重義這一道德底線,凡有親黨吉兇之事而沒有經濟能力時,他都會全力相助;鄉鄰孤女沒能及時出嫁者,皆以父親的身份“備資裝相攸,使有歸”,因此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永樂九年(1411年),孔彥縉咨文工部,請求維修孔廟,工部準奏。此工程歷時五年,共維修廊、廡、樓、閣二百七十余間,令孔廟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孔彥縉進京謝恩,明成祖在光祿館和禮部賜宴,并賞賜金紗衣。
明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皇帝即位,孔彥縉赴京朝賀。仁宗聽說他還在京城租賃房子居住,對侍臣說:“外藩貢使皆有公館,衍圣公假館民間,非崇儒重道意。”于是,賜予府邸在東安門外。宣德四年(1429年),為充實孔廟藏書,孔彥縉咨文禮部,同意到福建購書賜予孔廟。不久,孔彥縉又上書朝廷,說明孔廟雅樂及樂舞官服的損壞情況,宣宗命有司修治。正統九年(1444年),孔彥縉上書朝廷,稱:“三氏子孫初止在學讀書習禮,未定生員名額,……請照郡縣學例,置立生員,聽提學官考選,應山東布政司鄉試”,獲得英宗的批準。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到太學視察,事先特詔衍圣公赴京觀禮。孔彥縉帶領孔、顏、孟三氏學子入京觀禮,賜座彝倫堂聽講,并賜冠帶錦衣。自此形成定制,皇帝每次幸太學時都詔衍圣公前去觀禮。三年(1452年),孔彥縉再次入朝,“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 自此以后,衍圣公朝服(公服)、常服皆同一品服,冠七梁,袍帶佩綬皆用玉制,笏板用象牙做成。其禮遇、品序亦如同一品。
孔彥縉回到曲阜后,上表謝恩,在孔廟祭告孔子,并大會姻親,以彰殊榮。景泰六年(1455年)十月二十一日,因風疾而卒,享年五十五歲。
由此我們得知,孔彥縉與朝廷的關系非同一般,所作所為深得帝王的賞識。但在世時卻與族人孔克昫等人“相訐”,且沖突激烈。孔克昫為五十五代孫,比孔彥縉大四輩,自持輩高且家族勢力雄厚,自然常常傲慢不羈,日常里許多事與孔彥縉結下梁子。事亦湊巧,孔彥縉死時,家庭成員結構關系復雜,似乎單薄柔弱。且聽慢慢道來:
原來,孔彥縉先娶夏氏為妻,生子承慶,皆先于彥縉而卒。后續江氏、郭氏、牙氏。江氏生子承吉,亦先卒。郭氏生子承澤,牙氏生子承源。但早亡的孔承慶也育有二子弘緒、弘泰。孔彥縉死后有誰來承襲爵位,按宗法制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此時族群內發生了不小的爭執,江氏力挺長孫弘緒,而郭氏、牙氏則不然。最后還是“依法”由嫡出孫子輩孔弘緒襲封,時年,孔弘緒僅八歲。正時家族不和,其妾江氏一紙訴狀上至朝廷稱:弘緒年幼體弱,家門勢單力薄,常被族人所侵,不能正常為孔彥縉舉喪。皇帝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特詔遣禮部為其治喪、工部治墳塋,又命其族父孔公恂料理家事。
由是孔彥縉墓冢得以嚴格按明朝葬制來完成,這樣才使得其墓冢葬儀完備,才有了衍圣公墓冢前神道石儀的始立。孔彥縉神道一組石儀,在整個明清石儀中,顯得較為矮小稚嫩,過分追求夸張的形體與表情。
石虎的雕琢就非常寫意而顯得怪異,張口獠牙,怒目而視,除表現出虎的兇猛意韻外,整體上看不出多少虎的形象。
石羊的雕琢非常寫實,可謂盡善盡美。粗壯彎曲的雙角,溫柔半瞇的雙眼,健壯豐滿的身軀席地而臥,比例得當,造型準確,使得石羊乖巧溫順,活靈活現。
石馬的雕琢過于強調馬匹的完整性,拘泥于繁碎的鞍蹬、繩僵、護具及纓穗修飾,與唐宋時期他處陵墓相比,喪失了馬的神韻,給人以工謹刻板,嬌柔造作之感。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正是得益于它工謹細膩的寫實風格,從護腹鎧甲、鞍墊紋飾,到帶頭銜接、釘帽固定,完整地展現了明代馬匹的獵獵雄姿,后世的我們才有機會觀賞到這一難得的景象。
翁仲,面帶哀色,身著團領常服,無補子,頭戴烏紗帽(無角),雙手抄袖,無笏無劍,文武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區分,只是在腰間的形似玉帶的飾物中,可看出此形象為當時臣僚小吏。說明此時翁仲僅僅是守墓偶具,并沒有上升到與墓主相對應的等級關系層次上。
神門為兩豎一橫石條扣建而成,中額上方雕刻精美的須彌座火焰寶珠,兩邊各刻有祥云及辟邪,以示上天,象征亡者神靈通往天際。辟邪在此作為墓冢的守護神,有驅走邪穢,廢除不祥之意,以確保亡靈的安寧。
孔彥縉神道石儀不但形制完備,而在建制上突破了規制的束縛,增建了石神門。至此,開創性確立了衍圣公墓冢石儀建制,豐富了孔林石刻建筑內容,對后來的衍圣公墓冢影響至深。特別是石獸的造型制作,起到了模范作用,確立了孔林明清石儀的鼻祖地位。它們具有厚重歷史文化底蘊和較高藝術價值,是難得的石刻藝術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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