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紀念性建筑——魯壁

彭慶濤? 賈國俊

?

曲阜孔廟詩禮堂之后，立有一塊刻著“魯壁”二字的石碑，石碑后面有一堵形同照壁的紅色墻壁。石碑倚墻而立，這堵墻不與任何房屋相連屬，兀自矗立在那里。這堵墻就是一直被世人關注的“魯壁”。魯壁是為紀念孔鮒藏書而筑的標志性建筑，“魯壁藏書”一直以來是一個為世人津津樂道的典故，說的是孔子九代孫孔鮒曾藏書于墻壁內的故事。

那么“魯壁”究竟是為什么在歷史上會被人們念念不忘？而孔鮒又為什么把書藏在墻壁里邊？它又給中國文化史上帶來了怎樣的紛爭呢？

事情發生在約公元前213年前后，當時，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后，又想進一步在意識形態上統一國民的思想，實現“大一統”的社會局面。而當時的一些儒生，對秦始皇為鞏固新興帝國所采取的措施出現了一些議論批評。于是，秦始皇采納了丞相李斯的建議，禁止全國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下令焚燒除《秦史》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于博士官的私藏《詩》、《書》等書籍也要限期交出一并銷毀。據傳還坑殺了數百名儒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史案。

曲阜這片儒家思想的發源地，自然不會幸免，特別是孔氏家族便首當其沖。慶幸的是，在秦始皇采取這種殘暴無道的措施之前，孔子的九世孫孔鮒從好友處事先得知了這個消息。起初，孔鮒是悲憤欲絕。魏國人陳余對孔鮒說：“現在秦始皇焚書坑儒，要焚燒掉世代的經典書籍，你是這些書籍的主人，那你現在不是很危險了嗎！”孔鮒嘆道：“秦朝廷非我朋友，我有什么危險呢。我要把這些書收藏好，等著有人來征求使用。”孔鮒此時有了藏書的念頭，但又感到無可奈何，到底怎樣把書藏起來才不會被瘦到焚毀呢？他急得在祖傳的老宅子里轉來轉去。最后，他想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把書藏在墻壁里，這樣既能保證書卷的安全，又能保障家族的安危。于是，就到宅院的夾墻邊，砸開幾塊泥坯，把墻體掏空，將《尚書》、《禮記》、《論語》及《孝經》等一些世代相傳的典冊，偷偷地藏在了墻壁里面。然后把墻體修整妥善，拍一拍手，嘆一口氣，自己悠然地跑到嵩山隱居去了。

他無力挽回一場文化浩劫，能做的只能是盡綿薄之力，珍藏起被先人的手指摩挲得光滑的竹簡，以免愧對于列祖列宗，成為千古罪人。

大道廢弛，天昏地暗。孔鮒在嵩山只能瞭望東方，思緒萬千。但是他再也不能敲擊藏書的夾壁，只能耐心等待來時再理殘編斷簡。隱于嵩山，教授弟子百余人。孔鮒，字甲，故又名孔甲。后來陳勝、吳廣起事，孔甲從軍反秦，為博士。最后在與秦將章邯的戰斗中戰死軍中。也有人認為死在軍中的孔甲并不是孔鮒，孔鮒隱居嵩山再無音訊。相傳《孔叢子》為孔鮒的著作，疑似出于后人偽托。

孔鮒生前雖無緣把它們取出來，但“竹簡不隨秦火冷”，這些經典著作終于免遭了一場劫難，完整地保存下來了。就這樣，憑借孔鮒的智慧，在始皇帝焚《詩》《書》、筑長城的時候，那堵墻壁還穩穩地矗立在孔子故宅，一直緘默著藏書的秘密，穩穩地支撐著孔子故宅的的那段歷史。

那么，藏于墻壁內的經書后來又是如何得以重見天日的呢？魯壁第一次見諸典冊是《漢書·藝文志》，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故《尚書》”。廖廖數字，簡單至極。那么，以后的史料文獻又有怎樣的記載？在這簡略至極的背后記載的又是怎么一段歷史故事呢？

《漢書·景十三王傳》記：“恭王處初治宮室，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間，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論衡·正說》記：“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

歷史文獻的記載說明，到了西漢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時，皇帝劉啟將他兒子劉馀從淮南遷到了曲阜，封為魯王，史稱魯恭王。魯恭王好治宮室，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靈光殿”，并在孔宅附近修建別宮，據說他為擴大宮室的規模，在拆除原孔子故宅舊墻時，忽然聽到有金石絲竹之聲，六律五音之美，結果從墻壁里發現了數十篇經書。

這些書籍就是當年孔鮒所藏之書，它們不是用當時的隸書書寫，而是用先秦的“蝌蚪文”寫于竹簡之上的，并且在內容上與漢初流傳的有所不同。于是人們便把這些經書稱之為“孔壁古文”，當時使用的經書稱之為“今文”。原來，在“焚書坑儒”之后，《論語》《尚書》等一些經典皆不傳世。到了劉邦建立漢朝后，逐漸重視儒生，劉邦還親自到曲阜祭祀孔子。恢復儒家經典的整理編撰，就要靠幸存的儒生憑記憶口述。于是，召集了一些老儒生口述整理了《論語》等經典，由濟南的伏勝回憶整理了《尚書》，用當時流行的漢隸書體寫成卷書。經過當時的儒生們的廣泛傳播，在全國掀起了經學熱潮。由于從魯壁內發現這些古文經典和當時社會上流傳的經典不是完全一致，因此在我國歷史上出現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古文經學推崇魯壁藏書，認為這代表孔子儒家思想的本真，而今文經學是對原典的篡改；今文經學則相反，認為根本就沒有魯壁藏書這么一回事，托古改制的人故意造假，兩派爭論不休，延續兩千多年。其實反映的卻是漢代時期政治思想的斗爭傾向。

在這些經書中，最有價值和影響的要數古文《尚書》了，它比今文《尚書》要多十六篇。歷代的古文經學家們也都認為這是可信的，從孔氏后裔特別是孔安國開始，經劉向、劉欣父子的倡導，都肯定“魯壁藏書”的存在。直到清代的今文經學家魏源、龔自珍和康有為等才對此又提出了質疑，懷疑它們是偽造的，但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佐證來。

金代時，人們為了紀念孔鮒藏書，在孔廟里的孔子故宅內修建了殿堂，名為“金絲堂”，因傳說中拆孔子故宅墻時，有金石絲竹之聲、六律五音之美的典故而得名，故名“金絲堂”。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重修孔廟時擴建詩禮堂，因中正對稱和孔廟祭祀布局之需要，將“金絲堂”改建于孔廟西路。為紀念孔鮒藏書，在詩禮堂后增建了一堵照壁——魯壁。

魯壁藏書的故事，作為我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宋代文學家王禹偁曾在其《魯壁銘并序》中稱：“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其廢也，賴斯壁以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他將中華文化復興之功歸之于魯壁了，這未免言過其實；清乾隆皇帝的評說則比較客觀公允，他說：“經天緯地存千古，豈系恭王壞宅時。”

不管人們如何評說，魯壁藏書確實起到了保護中華文化典籍的作用，在中華文化的傳承過程中可謂功不可沒，特別在兩漢時期，影響甚大，曾經一度左右了漢代經學的發展方向，其文化意義重大而久遠，當然是一件值得紀念的文化大事件。魯壁，在孔廟宏偉的建筑群中，雖體小隱蔽，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符號，卻是最有紀念意義的標志性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