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1985年4月第一次拜謁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間，或詣府請教，或電話請示，向安先生請教受學，我的進步和安先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我對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間。這要從我的讀書經歷說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師范學院（現在江蘇師范大學）歷史系。那時的我，對歷史談不上了解，更談不上什么愛好。我的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農村中學完成，談不上文化課學習。1974年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是“右派”子女，沒有資格上高中（當時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薦入學，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黑五類子女沒有推薦資格），只能回到生產隊作一個“半勞力”社員，務農半年后，在先父學生的幫助下以走后門的方式到離家40華里的農河中學讀高中。當時實行“開門辦學”，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下，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干農活，農業機械（當時主要是三機一泵：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水泵）倒是學了一些，其他文化課實在是不堪一提。對于歷史只是在“評法批儒”過程中，接觸過片段，知道一些所謂“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據“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簡稱）上的評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讀一些“儒家”、“法家”的資料片段，出于好奇，讀過一些法家人物傳。1976年高中畢業不久，“文革”結束，先父意識到恢復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長復習應考。但是，十年動亂，家中藏書（在我童年記憶里，家中藏書甚多，只記得有橫排的有豎排的，還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書）包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都在“破四舊”時被付之一炬，沒有任何復習資料，好在我的長兄臧鐵華是66屆高中畢業生，從初中到高中，都穩坐淮陰地區中學生數學、物理競賽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蘇省宿遷高級中學語文教師，博聞強記，知識淵博，雖然是學中文出身，但熟悉數學、歷史、地理，通英、俄、日幾種語言，經常是一個人教幾門課，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長兄的輔導下參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長兄通過省里組織的預考后進入統考，結果雙雙落榜。我本來不知道大學為何物，參加高考，就是為了離開農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滿腦子想的是另謀生路。而長兄和先父認為，落榜不是成績原因，而是政審，于是堅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應考。我取在徐州師院，兄長取在淮陰師范專科學校（現淮陰師范學院）。不過，這并非我的成績好，長兄考了413分，遠在我之上，是淮陰地區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長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陰地區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來知道的當時江蘇省標準，這兩個分數都超過了多家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在當時，影響錄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進入重點大學和讀本科，是因為年齡和其他因素。

78級學生是“十代同堂”——從“老三屆”、“新三屆”到應屆高中生同在一個班級，年齡平均相差十歲之多，越是地方院校，這種差別越大。【1】同學之間的人生經歷，思想觀念，千差萬別。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員，有的是退伍軍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經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兒女成雙，有的還是稚氣未脫的少男少女。那些參加過“文攻武衛”、又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飽經風霜，歷練干達；剛剛畢業的高中生還懵懵懂懂。彼此之間，理解能力，知識結構，相去甚遠。但是，同學們的共同點是關心國家命運，追求事業和理想，積極進取，勤奮好學，當時的大學校園里春意盎然，一片風華。就我來說，無論是知識基礎，還是理解能力、處事能力，都無法和那些“老三屆”、“新三屆”的同學相比，至于討論當時的思想熱點，如“實踐是檢驗整理唯一標準”、“歷史發展動力”問題等等，只能當個觀眾或者聽眾，無從置喙，只有聽課、記筆記、讀書，希望盡快縮小差距。至于讀書內容，則是饑不擇食，談不上選擇。盡管老師在講課時曾開出書目，但當時圖書館藏書有限，同學們搶著借書，時常是有目無書，只能是逮著什么就看什么，沒有什么專業方向，也沒想過以后做什么研究。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既然離開農門，考進大學，讀書能改變命運，就不能虛度光陰。

1978年是撥亂反正的一年，百廢待興，諸事草創，學校教學工作是名副其實的急就章，離開教學研究崗位十年之久的老師剛剛從農村、廠礦、中學返回高校，沒有系統的教材，也沒有相應的參考資料，教師之教和學生之學，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著較大的自由度，至于學科發展更不明確。幸運的是，當時的徐州師院，有一批因各種歷史問題被下放到蘇北的學者站在教學第一線，首先給我們上中國古代史課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學教授，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短暫地任教于武漢大學，后調回蘇州與師母團聚，任教于南菁中學，1957年，江蘇師專成立于無錫，臧先生調入該校，身份是教員，次年學校北遷徐州，更名徐州師范學院，臧先生隨遷徐州，和師母兩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蘇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師院歷史系的實際創辦人，具體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負責。我們入學時領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學參考書就是臧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和《中國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2】。這是兩本不帶有價值預判的教學參考書，《紀年》是1949年以后大陸第一部簡明編年體加紀事本末體通史，《表釋》純粹是簡明制度通史加上資料匯編，一冊在手，對古代王朝演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職官制度、選舉制度、軍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統了解，也可以知道資料門徑。王云度先生講通史課的上半段。其時，臧先生年逾花甲，親執教鞭，先后給我們講授通史課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開秦漢史研究專題課，是最受歡迎和尊敬的老師。

學習歷史有個矛盾是無法避免的：剛入學時基礎最差，而教學內容卻最為艱深難懂。先秦秦漢史都是一年級學的，那時一點基礎也沒有，學起來十分吃力，資料解釋、理論分析、社會性質，對于我來說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講課精細，臧先生時常給我們做讀書指導，在介紹學界名家的同時，指示讀書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讀書門徑，在聽專題課過程中，才有所體會。我就是在聽課過程中，知道安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