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1985年4月第一次拜謁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間,或詣府請教,或電話請示,向安先生請教受學,我的進步和安先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我對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間。這要從我的讀書經歷說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師范學院(現在江蘇師范大學)歷史系。那時的我,對歷史談不上了解,更談不上什么愛好。我的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農村中學完成,談不上文化課學習。1974年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是“右派”子女,沒有資格上高中(當時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薦入學,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黑五類子女沒有推薦資格),只能回到生產隊作一個“半勞力”社員,務農半年后,在先父學生的幫助下以走后門的方式到離家40華里的農河中學讀高中。當時實行“開門辦學”,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下,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干農活,農業機械(當時主要是三機一泵: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水泵)倒是學了一些,其他文化課實在是不堪一提。對于歷史只是在“評法批儒”過程中,接觸過片段,知道一些所謂“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據“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簡稱)上的評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讀一些“儒家”、“法家”的資料片段,出于好奇,讀過一些法家人物傳。1976年高中畢業不久,“文革”結束,先父意識到恢復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長復習應考。但是,十年動亂,家中藏書(在我童年記憶里,家中藏書甚多,只記得有橫排的有豎排的,還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書)包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都在“破四舊”時被付之一炬,沒有任何復習資料,好在我的長兄臧鐵華是66屆高中畢業生,從初中到高中,都穩坐淮陰地區中學生數學、物理競賽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蘇省宿遷高級中學語文教師,博聞強記,知識淵博,雖然是學中文出身,但熟悉數學、歷史、地理,通英、俄、日幾種語言,經常是一個人教幾門課,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長兄的輔導下參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長兄通過省里組織的預考后進入統考,結果雙雙落榜。我本來不知道大學為何物,參加高考,就是為了離開農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滿腦子想的是另謀生路。而長兄和先父認為,落榜不是成績原因,而是政審,于是堅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應考。我取在徐州師院,兄長取在淮陰師范專科學校(現淮陰師范學院)。不過,這并非我的成績好,長兄考了413分,遠在我之上,是淮陰地區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長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陰地區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來知道的當時江蘇省標準,這兩個分數都超過了多家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在當時,影響錄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進入重點大學和讀本科,是因為年齡和其他因素。
78級學生是“十代同堂”——從“老三屆”、“新三屆”到應屆高中生同在一個班級,年齡平均相差十歲之多,越是地方院校,這種差別越大。【1】同學之間的人生經歷,思想觀念,千差萬別。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員,有的是退伍軍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經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兒女成雙,有的還是稚氣未脫的少男少女。那些參加過“文攻武衛”、又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飽經風霜,歷練干達;剛剛畢業的高中生還懵懵懂懂。彼此之間,理解能力,知識結構,相去甚遠。但是,同學們的共同點是關心國家命運,追求事業和理想,積極進取,勤奮好學,當時的大學校園里春意盎然,一片風華。就我來說,無論是知識基礎,還是理解能力、處事能力,都無法和那些“老三屆”、“新三屆”的同學相比,至于討論當時的思想熱點,如“實踐是檢驗整理唯一標準”、“歷史發展動力”問題等等,只能當個觀眾或者聽眾,無從置喙,只有聽課、記筆記、讀書,希望盡快縮小差距。至于讀書內容,則是饑不擇食,談不上選擇。盡管老師在講課時曾開出書目,但當時圖書館藏書有限,同學們搶著借書,時常是有目無書,只能是逮著什么就看什么,沒有什么專業方向,也沒想過以后做什么研究。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既然離開農門,考進大學,讀書能改變命運,就不能虛度光陰。
1978年是撥亂反正的一年,百廢待興,諸事草創,學校教學工作是名副其實的急就章,離開教學研究崗位十年之久的老師剛剛從農村、廠礦、中學返回高校,沒有系統的教材,也沒有相應的參考資料,教師之教和學生之學,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著較大的自由度,至于學科發展更不明確。幸運的是,當時的徐州師院,有一批因各種歷史問題被下放到蘇北的學者站在教學第一線,首先給我們上中國古代史課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學教授,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短暫地任教于武漢大學,后調回蘇州與師母團聚,任教于南菁中學,1957年,江蘇師專成立于無錫,臧先生調入該校,身份是教員,次年學校北遷徐州,更名徐州師范學院,臧先生隨遷徐州,和師母兩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蘇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師院歷史系的實際創辦人,具體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負責。我們入學時領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學參考書就是臧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和《中國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2】。這是兩本不帶有價值預判的教學參考書,《紀年》是1949年以后大陸第一部簡明編年體加紀事本末體通史,《表釋》純粹是簡明制度通史加上資料匯編,一冊在手,對古代王朝演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職官制度、選舉制度、軍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統了解,也可以知道資料門徑。王云度先生講通史課的上半段。其時,臧先生年逾花甲,親執教鞭,先后給我們講授通史課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開秦漢史研究專題課,是最受歡迎和尊敬的老師。
學習歷史有個矛盾是無法避免的:剛入學時基礎最差,而教學內容卻最為艱深難懂。先秦秦漢史都是一年級學的,那時一點基礎也沒有,學起來十分吃力,資料解釋、理論分析、社會性質,對于我來說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講課精細,臧先生時常給我們做讀書指導,在介紹學界名家的同時,指示讀書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讀書門徑,在聽專題課過程中,才有所體會。我就是在聽課過程中,知道安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