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先生和我的師生情緣

日期: 202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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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先生和我的師生情緣

臧知非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摘要

本文由蘇州大學教授臧知非所著,記敘了“我”求學于安作璋先生的種種往事,字里行間飽含著“我”對于安作璋先生的崇敬與懷念,體現出濃濃的師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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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術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從1985年4月第一次拜謁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間,或詣府請教,或電話請示,向安先生請教受學,我的進步和安先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我對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間。這要從我的讀書經歷說起。

1978年,我考入徐州師范學院(現在江蘇師范大學)歷史系。那時的我,對歷史談不上了解,更談不上什么愛好。我的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農村中學完成,談不上文化課學習。1974年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是“右派”子女,沒有資格上高中(當時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薦入學,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黑五類子女沒有推薦資格),只能回到生產隊作一個“半勞力”社員,務農半年后,在先父學生的幫助下以走后門的方式到離家40華里的農河中學讀高中。當時實行“開門辦學”,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下,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干農活,農業機械(當時主要是三機一泵: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水泵)倒是學了一些,其他文化課實在是不堪一提。對于歷史只是在“評法批儒”過程中,接觸過片段,知道一些所謂“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據“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簡稱)上的評法批儒文章,似懂非懂地讀一些“儒家”、“法家”的資料片段,出于好奇,讀過一些法家人物傳。1976年高中畢業不久,“文革”結束,先父意識到恢復高考在即,即督促我和兄長復習應考。但是,十年動亂,家中藏書(在我童年記憶里,家中藏書甚多,只記得有橫排的有豎排的,還有外文,但不知道是什么書)包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都在“破四舊”時被付之一炬,沒有任何復習資料,好在我的長兄臧鐵華是66屆高中畢業生,從初中到高中,都穩坐淮陰地區中學生數學、物理競賽第三把交椅;而先父是江蘇省宿遷高級中學語文教師,博聞強記,知識淵博,雖然是學中文出身,但熟悉數學、歷史、地理,通英、俄、日幾種語言,經常是一個人教幾門課,一直是我心中英雄。我就是在先父和長兄的輔導下參加高考的。1977年冬,我和長兄通過省里組織的預考后進入統考,結果雙雙落榜。我本來不知道大學為何物,參加高考,就是為了離開農村,落榜以后,不想再考,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滿腦子想的是另謀生路。而長兄和先父認為,落榜不是成績原因,而是政審,于是堅持再考,遂于次年再次應考。我取在徐州師院,兄長取在淮陰師范專科學校(現淮陰師范學院)。不過,這并非我的成績好,長兄考了413分,遠在我之上,是淮陰地區第三名(后查明,77年長兄考了403分,也是淮陰地區第三名),我只考了379分。按照后來知道的當時江蘇省標準,這兩個分數都超過了多家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在當時,影響錄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能進入重點大學和讀本科,是因為年齡和其他因素。

78級學生是“十代同堂”——從“老三屆”、“新三屆”到應屆高中生同在一個班級,年齡平均相差十歲之多,越是地方院校,這種差別越大。【1】同學之間的人生經歷,思想觀念,千差萬別。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員,有的是退伍軍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經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有的早已兒女成雙,有的還是稚氣未脫的少男少女。那些參加過“文攻武衛”、又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飽經風霜,歷練干達;剛剛畢業的高中生還懵懵懂懂。彼此之間,理解能力,知識結構,相去甚遠。但是,同學們的共同點是關心國家命運,追求事業和理想,積極進取,勤奮好學,當時的大學校園里春意盎然,一片風華。就我來說,無論是知識基礎,還是理解能力、處事能力,都無法和那些“老三屆”、“新三屆”的同學相比,至于討論當時的思想熱點,如“實踐是檢驗整理唯一標準”、“歷史發展動力”問題等等,只能當個觀眾或者聽眾,無從置喙,只有聽課、記筆記、讀書,希望盡快縮小差距。至于讀書內容,則是饑不擇食,談不上選擇。盡管老師在講課時曾開出書目,但當時圖書館藏書有限,同學們搶著借書,時常是有目無書,只能是逮著什么就看什么,沒有什么專業方向,也沒想過以后做什么研究。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既然離開農門,考進大學,讀書能改變命運,就不能虛度光陰。

1978年是撥亂反正的一年,百廢待興,諸事草創,學校教學工作是名副其實的急就章,離開教學研究崗位十年之久的老師剛剛從農村、廠礦、中學返回高校,沒有系統的教材,也沒有相應的參考資料,教師之教和學生之學,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著較大的自由度,至于學科發展更不明確。幸運的是,當時的徐州師院,有一批因各種歷史問題被下放到蘇北的學者站在教學第一線,首先給我們上中國古代史課的是臧云浦先生和王云度先生。臧云浦先生曾任中央政治大學教授,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短暫地任教于武漢大學,后調回蘇州與師母團聚,任教于南菁中學,1957年,江蘇師專成立于無錫,臧先生調入該校,身份是教員,次年學校北遷徐州,更名徐州師范學院,臧先生隨遷徐州,和師母兩地分居,直至退休。臧先生在江蘇社科界德高望重,是徐州師院歷史系的實際創辦人,具體工作由王云度先生負責。我們入學時領取的唯一完整的教學參考書就是臧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和《中國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2】。這是兩本不帶有價值預判的教學參考書,《紀年》是1949年以后大陸第一部簡明編年體加紀事本末體通史,《表釋》純粹是簡明制度通史加上資料匯編,一冊在手,對古代王朝演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職官制度、選舉制度、軍事制度,既可以有系統了解,也可以知道資料門徑。王云度先生講通史課的上半段。其時,臧先生年逾花甲,親執教鞭,先后給我們講授通史課的隋唐、明清部分,和王先生合開秦漢史研究專題課,是最受歡迎和尊敬的老師。

學習歷史有個矛盾是無法避免的:剛入學時基礎最差,而教學內容卻最為艱深難懂。先秦秦漢史都是一年級學的,那時一點基礎也沒有,學起來十分吃力,資料解釋、理論分析、社會性質,對于我來說都是似懂非懂。好在王先生講課精細,臧先生時常給我們做讀書指導,在介紹學界名家的同時,指示讀書方法,才初步掌握一些讀書門徑,在聽專題課過程中,才有所體會。我就是在聽課過程中,知道安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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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先生長安先生13歲(臧先生1914年生人),和安先生是舊識。安先生任教于山東師范學院(現山東師范大學),距離徐州甚近。徐州是劉邦龍興之地,又是項羽的都城,徐師自然以秦漢史為古代史建設的重點。1979年春夏之交,王先生曾專門去山東師范學院拜訪安先生,并經安先生引薦拜訪山東大學韓連琪先生,請教辦系及學科建設事宜,得到安先生和韓先生諸多幫助。授課過程中,安先生自然是臧先生和王先生重點介紹的學者,我們對安先生滿懷崇慕,以閱讀安先生著作為快。只是當時不僅圖書館藏書不多,學術雜志也很有限,雖然知道安先生早有《漢史初探》一書行世,但是最早讀到安先生的著作則是論文。根據現存讀書筆記,我讀的第一篇是《兩漢時期山東的社會經濟和農民問題》【3】,第二篇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所反映的秦代農業經濟》【4】,第三篇是《從西漢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看西漢社會性質》【5】。?不過當時的筆記,就是內容摘抄,抄的主要是史料,加個簡單的說明,并沒有理解其學術內涵。

1982年,我考取臧先生研究生,由王先生具體指導,方向是秦漢史。當時研究生課程沒有現在的統一要求,課程設置、培養方案,都由導師確定,具有很強的個性特征。第一學年,除了系統講讀資料之外,臧先生給我們講授先秦諸子和職官制度研究,王先生講授秦史研究;另外,和漢語專業的研究生一起聽廖序東先生的古文字學、王進珊先生的《論語》研究等。經過一年的授課,我們有了一定的基礎以后,83年8月底,為了擴大學術視野、交流學術信息,臧先生和王先生帶領我和師兄湯其領、王健,開始了第一次游學,沿隴海線西上,主要拜謁了河南大學朱紹侯先生、洛陽文化局蔣若士先生、西北大學林劍鳴先生、張豈之先生,蘭州大學劉光華先生等。原計劃是返回徐州,稍作休整,再沿京滬線北上,首先到濟南謁見安先生、韓先生,后因故未能成行。

研究生二年級,我們論文選題基本明確,我的選題是秦漢兵制。1984年夏天,在王先生帶領下赴北京查閱資料、拜訪專家。本擬途徑濟南,拜謁安先生和韓先生,因故改變計劃,直到85年4月底才第一次拜謁安先生。

1985年三月,我的畢業論文完成,題目是《秦漢兵役制度研究》。之所以選擇兵役制度,與拜讀安先生著作有著不可或分的關系。讀研不久,我即以秦漢兵制作為研究方向。因為臧先生研究職官制度,對兵制尤其深入,參與中國軍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古代武官條目的撰寫和修訂,我自然地選擇了兵制研究。兵制研究,內容廣泛,兵役、兵政、建制、后勤……等等,大到軍權授受、出征指揮,小到士卒日常訓練,都是研究對象。這一切和賦役制度、國家行政、社會結構都密不可分。因而,雖然定的方向是兵制,閱讀的資料卻廣泛得多。1981年,安先生的《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匯編》面世,我在徐師北門口書店第一時間購買,埋頭閱讀之后,不僅對社會矛盾、秦漢農民問題有個梗概的了解,同時對農民的兵役徭役負擔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更主要的是對如何在紀傳體史書中提取研究訊息有所體悟,特別是其“編者按”,寥寥數語,畫龍點睛,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歷史誤解。我在本科時代讀書甚雜,對史書閱讀是隨著課程需要而變,對經典史書閱讀甚少,《左傳》、《史記》雖然完整過手,實際閱讀的都是選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根本沒有系統翻過,讀的都是選本,而且偏重于文學性的選本。進入研究生階段,雖然夜以繼日第集中閱讀前四史以及出土簡牘資料,但是對散見于《紀》《傳》《表》《志》之中資料的把控能力遠遠不足。讀了安先生的《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匯編》,感到對資料把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借到了安先生的《漢史初探》一書,對漢代賦役、邊防有了初步的系統理解。1984年初,安先生的《秦漢官制史稿》(上)由齊魯書社出版,對秦漢中央官職包括軍制在內做了詳細的考述,拜讀之后,感到軍政內容已題無剩義,于是把畢業論文集中為兵役制度研究。

在我們的畢業論文定稿之前,臧先生、王先生已經函請安先生做我們碩士論文答辯委員,安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論文完成后,即由我送呈,隸我見安先生的則是張進(晉文)兄。張進兄是徐師79級本科,和我同學四年(我本科畢業讀研究生,和張進兄依然在一起,直到張進兄畢離校),關系不分彼此,當時正隨安先生讀研究生,陪我拜見安先生,自然是義不容辭,早已把去山師的交通路線詳細地告訴我。我記得是在4月末的一個早上,還有些許寒意,我直接到張進兄宿舍,二人立即去安先生家里。張進兄的研究生宿舍在學校園內靠南的位置,安先生家在學校大門對過,穿過校園,步行十幾分鐘即到。當時安先生住的是兩層小樓,相當于后來的聯排別墅,有單獨的小院,以木板條相隔,院內有不知名的花草,頗為幽靜。我們剛進小院,還未敲門,安先生已經把門打開,說:“知非來啦,進來吧”。聲音洪亮,語氣親切!這是我聽到安先生說的第一句話,至今言猶在耳!進入書房,我立即呈上論文。安先生讓我們隨便坐,首先詢問臧先生身體狀況,囑我轉達對臧先生的問候,而后聽我簡單地匯報論文,詢問讀書情況,并對選題予以肯定。在我們心目中,安先生是大家,是名教授,是學術權威,是高不可攀的,一定是威嚴老者!一句“知非來啦”,以及對論文選題的肯定,使我如沐春風,對答辯的惴惴不安,隨之消失。至5月底,在張進兄的陪同下,安先生到徐州參加答辯,充分肯定我的論文,希望繼續努力,我的答辯自然是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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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隨田昌五先生攻讀博士學位。三年讀博期間,頻繁地出入安先生家里,有時是我自己登門請教,有時是陪同田先生到安先生家里赴宴,不時陪同田先生和安先生參加各種座談會和討論會。當時田先生一個人在濟南,談不上生活規律性,安先生除了叮囑我照顧好田先生飲食以外,經常讓安師母下廚,以陳年佳釀,宴請田先生,只要我在濟南,都由我陪同。印象中,安師母廚藝極高,做的菜色香味俱佳;田先生酒酣之際,暢談學術理念。安先生不擅酒,也不如田先生健談,一邊聽,一邊勸我們吃菜,對田先生想法偶爾補充,但是,一旦打開話題,則綿綿不絕。我是默默地聽,偶爾做些服務,多數時間是埋頭大吃。

讀博期間,向安先生教問題甚多,許多內容已經模糊,但有幾件事是我終身難忘的。首先是我博士論文選題。一般說來,以碩士論文為基礎是博士論文的大多數選擇,但我入學之后,發現原來的想法太過簡單。田先生是先秦史大家,長于史學理論,對秦漢史亦有研究,得知我的想法之后,田先生要求我厘清先秦而后再論秦漢。先秦史是史學界精耕細作的學術領域,要想有所突破,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史學功底外,在古文字學、考古學、史學理論都要有相應基礎。對我來說,除了文獻基礎尚可以外,古文字只是皮毛,考古知識、史學理論幾乎是完全的外行。面對自己的基礎和田先生的的要求,究竟如何確定研究方向,如何突破,踟躕彷徨,焦慮不安。大約是第二學期剛開學,和師兄周蘇平一起去給安先生拜晚年,閑談中說起論文選題和自己的不安,請示安先生看法。雖然時過數年,安先生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的碩士論文,就我的想法,指出原來論文除了資料發掘不全、分析粗疏之外,最大問題是對秦漢社會結構把握不足,根源在于對先秦史缺少研究,無法把握秦漢社會結構的由來,只能就事論事,要想突破,就要從源頭做起,上下貫通,才能豁然;同時指出秦漢賦役制度、階級關系等等是春秋戰國的發展,許多內容都是戰國延續下來的,新的學術歷程應該毫不猶豫地從先秦開始,同時以呂思勉學術著作為例,說明貫通的重要性。正是安先生的這一番訓誡,打消了我的畏難情緒,最終確定論文選題《春秋戰國社會結構研究》。

其次是參與《秦漢史》的撰寫。人民出版社約請田先生和安先生主編一部《秦漢史》,開始寫作前,田先生就理論問題談了看法,要求寫出特色,具體章節內容、體例主要是安先生負責,分給我的任務是第二章《西漢前期政治和經濟》。當時我只發表過幾篇論文,是第一次把握一個時代政治經濟的演變,又是兩位大家主持的項目,對怎樣寫、詳略到什么程度、如何給以下各章的銜接留下適宜的銜接空間,兩位先生的具體要求是什么樣子,心里面沒底。安先生給我的指示是放開寫,然后再按照總體要求壓縮字數、具體修改。初稿完成,先交給安先生。大約兩周后,安先生讓人送回書稿。安先生沒有對原文直接修改,而是用鉛筆在書稿的天眉地腳以及左右空白處,說明修改理由,從標點符號到資料解釋以及事實描述,一一提出意見,有些評論性文字,安先生用的則是商量語氣,十分委婉地提出不妥之處。拿到修改稿,我感到十分震驚:作為一個初學者,總想寫出新意,自以為采納新的研究成果,表達新認識,看了安先生的意見,才知道作為斷代史著作,要經得起時間檢驗?,觀點要公允,敘述要平和,語言要簡練。這是我第一次通過修改書稿從安先生身上學到的治學精神。后來,《秦漢史》增訂稿出版,因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面世,西漢前期政治經濟部分需要增補內容較多,我就是在原來框架內按照安先生要求予以增補的。

第三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的撰寫。讀博期間,田先生主持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多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一卷戰國秦漢編有安先生主持,命我負責戰國土地制度、工商業以及戰國秦漢人口部分。戰國土地制度、工商業發展,和我畢業論聯系緊密,心里有底,秦漢人口問題則是第一次接觸。我向田先生談了自己的顧慮,請求是否安排給更合適的人撰寫,田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向安先生請教”。人口資料有限,當時學界研究成果也有限,許多數據是推定,如何使用很費躊躇,我沒見過安先生發表過人口問題的論著,我就帶著如何分析有限的傳世數據、如何采納已有研究成果等問題請教安先生。安先生對文獻資料了然于胸,一一指出要注意的具體問題,特別是《漢書·地理志》《后漢書·郡國志》人口數據的適用性,對簡牘資料反應的家庭規模也要有區域意識,不能作為一般家庭結構和規模推而廣之,只能作為區域性資料使用。對于爭議問題,不要陷入繁瑣考證。正是安先生的這一指示,使我少走許多彎路,保證了書稿質量。

1989年5月26號,師弟徐俊祥、師妹朱龍英碩士論文答辯,安先生是答辯委員。25號,我陪安先生到徐州,學校設晚宴接待,臧云浦先生、王云度先生主陪,我則是雙重身份,既是安先生的陪同人員,又是徐師的學生,既受到客人的禮遇,又承擔義不容辭的服務,也因此多了親近老師的機會。學者、老師之間詢詢如也、溫溫如也的儒雅場景,至今歷歷在目!而面對當時動亂的局面和我浮動的思想,三位先生都諄諄教導我為家庭計、為學術計,保持鎮靜,至今言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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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初,我去濟南參加濟南出版社組織的組稿會,會間,我和河南大學李振宏、東北師范大學王彥輝、華中師范大學趙國華一起去拜望安先生。我從1991年博士畢業任教于蘇州大學以后,除了會議和其他事情,是每兩年回濟南向田先生和安先生匯報工作,請教問題。2001年,田先生去世,我去濟南就不定時了,大都是在開會時順道拜望安先生,總計不過四、五次,春節時電話給安先生拜年。因而,對這次拜訪,心里既充滿著期待也有些慚愧,總覺得這么長時間不看望安先生,有失學生本份。5號下午約4點左右,我們到了安先生家,迎接我們的是安先生公子安國兄。當時安先生正在樓上,聽見說話聲,立即下樓,對我們噓寒問暖,詢問我們工作生活,表揚我們成績出眾,同時提醒我們合理安排時間,要勞逸結合。當時安先生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充滿對晚輩的關心和期望。安先生畢竟92歲高齡,我們擔心安先生疲勞,到5點半,我們先后和安先生合影之后,即起身告辭,并相約明年再來。安先生送我們到大門口,目送我們遠離之后才返回。其情其景,歷歷在目!沒想到的是,此別竟成永訣!撫今追昔,不禁潸然。

我之為學,先天不足,后天營養不良,全然沒有前輩學者的知識基礎和學術訓練。上大學之前,既沒有受過任何的蒙學教育,也沒有系統學習現代文化知識。進入大學,讀書雖然是如饑似渴,但是饑不擇食,大都是生吞活剝,一肚子夾生飯,對于學術,一頭霧水。幸運的是,我得到了很多老師的教導,他們從不同側面教我以知識,授我以方法。安先生是我受業老師,知識、方法、做人,方方面面,言傳身教,使我受益終身!如果說我還算是一個學人,取得過一點成績的話,和安先生的教導是不開的。

按照時下說法,我還算不上是安先生的入室弟子,因為我不是安先生的研究生,在安先生門下沒有我的學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安先生是我永遠的老師!我相信,安先生也早已把我收入門下。


注釋

【1】:77年剛恢復高考時對考生年齡和政治條件限制嚴格,78年放寬了年齡和政審限制,但不同學校執行的標準并不相同,部屬高校、名校,對年齡和政審要求仍較嚴格,大齡考生分數雖高但錄取數量有限。故地方院校學生年齡差異大于重點高校,政治背景也更加復雜。筆者全班54人,年齡最大的是45年出生的65屆高中生,最小的是63年出生的78屆高中生。這種情況并非個別,而有普遍性。


【2】:這是1949年以后大陸最早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和職官制度專著,當時以內部鉛印本在各個學校用作教學參考書,幾經修訂之后,后來分別有山東教育出版社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印刷。


【3】:《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794期。


【4】:印象中本文是王云度先生上課時發給我們作為參考資料使用的,是安先生參加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成立大會的會議論文,后收入《秦漢史論叢》第一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5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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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知非(1958——),男,江蘇宿遷人,現為蘇州大學中國哲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彭門創作室導師。1978年考入徐州師范學院(現江蘇師范大學)歷史系,1982年本科畢業、學士,1985年碩士畢業,導師臧云浦、王云度教授;1991年山東大學博士畢業,導師田昌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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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06 - 26
《中華傳統禮樂叢書》啟動儀式現場。  6月22日上午,《中華傳統禮樂叢書》啟動儀式暨課題學術研討會在曲阜機關招待所開幕。叢書課題組全體成員,王學仲的夫人曹鳳珍、畫家于志學、吳澤浩,書法家張仲亭等彭門創作室導師參加了開幕式。  開幕式中,《中華傳統禮樂叢書》主編、禮樂研究專家、彭門創作室冠名導師彭慶濤向大會介紹了課題整體規劃和前期籌備情況。各出品單位、協作單位領導分別作了發言,最后由中國孔子網融媒體副主編王立玲宣布《中華傳統禮樂叢書》正式啟動。在接下來三天的研討會中,與會專家和課題組成員將充分討論叢書的編寫規劃,各分冊的創作綱目、體例和內容。  據悉,《中華傳統禮樂叢書》由彭慶濤和曲阜師范大學教授、彭門創作室導師孫永選聯合主編,集聚相關領域的專家、教授孟繼新、劉巖等領銜主創,并特邀史學家安作璋、孟祥才和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擔任學術顧問。叢書由曲阜彭門創作室承擔,中國孔子基金會指導,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山東道可道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國孔子網融媒體聯合出品,蘇州漢聲樂器有限公司和天津孟雒川服飾有限公司協作,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叢書已由山東畫報出版社申報國家“十三五規劃”重點課題。  叢書包括《中國古代國家祭祀》《中國古代人生禮俗》《中國古代規范服飾》《中國古代樂典樂學》《中國古代民間祭祀》《中國古代行業祭祀》《中國古代節慶禮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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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04 - 17
2019年3月30日下午,彭門資訊聯合中國孔子網共同拍攝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科書示范教學視頻錄制工作在顏府圓滿完成。由彭門創作室導師彭慶濤先生主編、泰山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初中)教科書在去年秋季正式啟動,邀請多位山東省教學名師、博士擔任主講教師。彭門創作室導師、曲阜師范大學孫永選教授蒞臨指導并審核。此次教科書示范視頻錄制工作在彭門創作室講師束天昊老師“下課”聲中圓滿落下帷幕,拍攝完成的示范教學視頻將通過中國孔子網網站、客戶端面向全國投入使用,以饗廣大使用泰山出版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科書的一線師生和傳統文化愛好者。錄制組在曲阜尼山圣境、衍圣公府、顏翰博府、文憲王廟等著名歷史文化景點地進行了現場教學拍攝,益于莘莘學子重溫圣賢經典,汲取圣賢學養。課程示范教學視頻內容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總領,既突出了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又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髓,符合山東省中小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大綱要求,為華夏民族的偉大復興夯實基礎,對重建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歷史記憶、重塑國人的精神素質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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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0 - 17
圣域研禮,弘道游藝——傳統文化“雙創”進程中的彭門創作室在前不久召開的第六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一套圖書引發與會學者的廣泛討論,隨著這套書進入大家視野的是曲阜一家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學術團體。那么,這套書的內容是什么?這個學術團體又有何能量?為何有學者評價他們在曲阜的出現是值得分析和思考的一種文化現象?曲阜電視臺魅力曲阜欄目近期播出的《圣域研禮,弘道游藝》專題節目,為我們解答了以上疑惑,帶我們共同走進傳統文化“雙創”進程中的彭門創作室。視頻觀看請點擊下列文字:《圣域研禮,弘道游藝》專題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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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1 - 27
山東省傳統文化教育研究會在濟南成立1月27日,山東省傳統文化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會員大會在濟南隆重召開。全國政協常委、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省社會主義學院(山東中華文化學院)院長孫繼業,山東行政學院原黨委書記、尼山世界儒學中心特聘專家孫矩,山東省政府參事、二級研究員張述存,山東省民政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省社會組織管理局局長張孟強等有關領導、專家、嘉賓和發起單位代表、139名會員出席會議。  大會履行了法律手續,審議通過了《章程(草案)》等事項。大會通過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監事會負責人。謝孟存、高峰強、趙慧峰、劉云超、張兵、盧軍、馬銀華、陳光磊、溫韜當選為副會長,賈月臣當選為監事長。江林昌當選為會長。他現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華文明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委員,國家“十四五”重大文化戰略工程《(新編)中國通史》春秋戰國卷主編。曾任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曾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名家(歷史學)”“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專家”等榮譽稱號。他在當選會長講話中,對研究會下一步的發展從政治立會、規范建會、學術強會、人才興會等方面進行了規劃和部署安排。  據悉,山東省傳統文化教育研究會是一個全省性、學術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該會成立后,將圍繞新時代文化使命任務,大力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整合優勢資源,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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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06 - 27
人民網曲阜6月23日電 (張代生)《中華傳統禮樂叢書》啟動儀式22日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舉行。該系列叢書已由山東畫報出版社申報國家“十三五規劃”重點課題。在當天的啟動儀式上,《中華傳統禮樂叢書》主編、著名禮樂研究專家、彭門創作室冠名導師彭慶濤先生向大會介紹了課題整體規劃和前期籌備情況。與會專家和課題組成員將在接下來的三天中,充分討論叢書的編寫規劃,各分冊的創作綱目、體例和內容。《中華傳統禮樂叢書》由彭慶濤先生和曲阜師范大學教授、彭門創作室導師孫永選先生聯合主編,教授孟繼新、劉巖等領銜主創。著名史學家安作璋、孟祥才和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擔任學術顧問。叢書包括《中國古代國家祭祀》《中國古代人生禮俗》《中國古代規范服飾》《中國古代樂典樂學》《中國古代民間祭祀》《中國古代行業祭祀》《中國古代節慶禮俗》《中國古代家族禮制》等分冊,涵蓋了中國古代傳統禮樂文化的全方面、各層次。在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勇立潮頭的彭門創作室對中華傳統禮樂文化進行全面研究、細致剖析、形態復原和系統闡釋,對重建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歷史記憶、重塑國人的精神素質具有重要價值。叢書由中國孔子基金會指導,曲阜彭門創作室承擔,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山東道可道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國孔子網融媒體聯合出品,蘇州漢聲樂器有限公司和天津孟雒川服飾有限公司協作,山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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