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孔子的“災妖不勝善政”說
《孔子家語·五儀》篇有一個記載很有意義，尤其其中孔子所說“災妖不勝善政”特別值得注意。
該篇記曰：
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
孔子認為，存亡禍福都源于自身，反時反常現(xiàn)象并不能改變國家命運。在他看來，天降災異、地生妖孽是用來儆戒人主的，各種夢異和怪誕的征兆是用來警戒人臣的。為國者更應思“善政”，實行清明之治，不讓反時反常的現(xiàn)象改變國家命運。災異妖孽哪能勝過清明的政治，不好的夢兆怎能勝過良好的品行。明白這個道理，為政治國應當謹慎戒懼，無畏困苦，不懼災難，以求國家大治。
人有時會面對自然的、人為的種種災難，每當此時，應該采取怎樣的態(tài)度？是人聽天由命，無所作為？還是積極主動，努力作為？在通常的認識中，孔子一向重視天命。在孔子那里，“天命”的含義比較復雜。孔子說到“天”很多，“天”對于人的生死壽夭、吉兇禍福、尊卑貴賤、貧富窮通，乃至國家盛衰存亡，具有某種決定意義。它無形無影，飄渺虛幻，卻具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它仿佛又能主宰世間的一切，可以洞悉事理，秋毫必察。“天”有時性情乖戾，恣意肆虐；有時又好像懂得是非善惡、真假美丑。
春秋以來，思想領域繼續(xù)進步，人們人為“天道”捉摸不定，應當更多地重視人間，重視民生。在春秋前期的魯國，有一年發(fā)生了大旱，魯僖公要燒死巫師和尫者，認為旱災與他們有關。大夫臧文仲認為這不是防備旱災的辦法。主張致力于修理城郭，在民艱于食的情況下，稍給民食；再降低飲食標準，節(jié)省開支，致力于農事，使農業(yè)不因天旱而荒廢；勸人分財施舍。這才是救荒之策。臧文仲重民務實，僖公這樣做了，這年雖有饑荒，卻沒出現(xiàn)亂政。
對于“天”和“天命”的看法，孔子也與春秋以來的進步認識相應。鄭國人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正是人們對“天道”認識的概括。由對“天”的認識，決定了對“天命”的態(tài)度。在孔子看來，“天”與“天命”不可捉摸，應用心致力于人事，此即所謂“盡人事而知天命”。
孔子認為必須“知天命”，他因為“知天命”而敬畏天命，從而從容不迫。他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這樣，孔子主張要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孔子說“存亡禍福皆己而已”，“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可見，與重視天命相比，孔子更注重人事，更主張盡人事以待天命。
在孔子“知天命”之后，荀子有“制天命”的提法，二者是一致的。《荀子·天論》說：“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說文解字》說：“制，裁也。從刀從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制”與“裁”可以互訓，因而，后人多將“制”、“裁”連用。關于《荀子》的這句話，唐代學者楊倞注解說：“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若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清朝學者王先謙《荀子集解》也這樣理解。在傳統(tǒng)上的理解上，“制”有利用、順應、順勢之意，并沒有“與之對抗”、“斗爭”、“征服”的意思。與孔子一樣，荀子也并非單純地去適應自然，而是積極、主動地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實際反映了荀子對于天命自然的態(tài)度。
但是，無論對孔子還是對荀子，人們的認識往往出現(xiàn)偏差。對荀子所說的“制天命而用之”，后人理解卻衍生出“控制”、“征服”、“制服”、“戰(zhàn)而勝之”等意義，進而理解為“人與天斗爭”，又出現(xiàn)了“人定勝天”的思想。“人定勝天”應該在順應和遵從客觀規(guī)律的前提下積極作為，努力作為，而不是硬上、胡來、蠻干。例如有人認為這是說“順從天，而歌頌它，哪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呢”。“利用”“順應”則可，“控制”“對抗”則不可！
但是，在實際上，將“制”字理解為“制裁”、“控制”，是今人的主流看法，由此，荀子也被看所謂“人定勝天”或者“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實，人在自然面前往往顯得十分渺小，違背自然規(guī)律，常常遭致失敗乃至災禍。
那么，人何以能夠“勝天”呢？在新出土的戰(zhàn)國竹書文獻《郭店楚墓竹簡》中有《窮達以時》一篇，給人以很好啟示。該篇開頭就說：“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雖賢弗行矣茍有其世，何難之有哉？”“有天有人”就要明于“人之分”，“天”與“時”十分重要，“人”的因素同樣重要。《窮達以時》成篇年代早于荀子。在郭店楚簡入土的時代，“天人之分”一類的概念在當時的楚國已經傳播。也就是說，“天人相分”的觀念應當像“天人合一”那樣歷史悠久。
孔子與荀子都主張“明于天人之分”，這也是人類遵循自然規(guī)律，從而“制天命而用之”即順天命的前提。無論“知天命”還是“制天命”，當然都不是單純談論“天命”，他們關注現(xiàn)實社會的種種問題。或者說，無論孔子還是荀子，思索的根本問題都是當時社會的政治問題。
后世所謂“人定勝天”思想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可以說也淵源很早。據(jù)《逸周書·文傳》，殷商末年，周文王就曾說：“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這是說，有時候人多不如兵器優(yōu)，天災不如人心齊，做好自身比什么都重要。顯然，這里的“人強勝天”同樣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